总而言之，不管在西汉还是东汉，在汉代人的记叙里，从来是把叔孙通所制作的具有法的性质的这些规范，仅仅和礼仪相联系，却从来没有说叔孙通制定的是傍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叔孙通制定的只是礼仪而不是傍章。
另外，《后汉书·曹褒传》中所说的“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和《后汉书·应劭传》中应劭所删定的“汉仪”，被杜贵墀和程树德认定为同一性质的规范。其实，这样的认定是粗疏并且是极错误的。我们来看看《应劭传》的两段记载：
一是提到应劭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这一段记载，准确时间是在建安元年，很显然是说应劭所删定的汉仪是“律令”一类的规范，“仪”在这里指的是汉代的法律。
该传中紧接着的另一段记载却为杜氏和程氏所不察。传云“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文中说应劭在建安二年著汉官礼仪故事，这本身已经证明，建安元年应劭删定律令虽然可以称为汉仪，但却不是礼仪。汉仪在应劭传中特指法律规范，与曹褒传中的含义完全不同，此一“汉仪”非彼一“汉仪”。而和曹褒传所说的叔孙通“汉仪”相同的，是那些在应劭传中明确记载为“礼仪”的建安二年所缀集的制度。如果注意到上述区别，那么不难判断，杜、程二人之说皆为片面引用史料的误说。
三、《晋书·
刑法志》的误说
把叔孙通的礼仪和汉代的傍章硬是扳在一起划等号的错误做法，虽然源自杜贵墀，并为沈家本所同意和为程树德所加以发挥，但是追溯错误的源头，实际应当起自《晋书·
刑法志》，该志中谈到汉代法律的总体情况时说：
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
这一史料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有关汉代法律体系的主要部分，使我们知道汉代有60篇律，300余篇令，以及906卷决事。但是这一段中某些文字在可信度上有不少疑问，比如从内容上便存在明显的错误之处，文中提到萧何定律时就“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证诸文献资料，说萧何废除和增加这些法律是完全不正确的。
首先分析“除参夷连坐之罪”。“参夷”是指夷三族，汉初谈到和废除夷三族有关的记载只有一次，但时间却已经是在吕后元年（前187年）。据《汉书·高后纪》云：
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如果《晋书·
刑法志》中的废除三夷之罪是指这次，那么这次“除参夷”，显然和萧何没有联系，因为萧何在惠帝二年（前193年）已经死去，不可能参与吕后元年的这次废除三族罪妖言令的活动。至于废除“连坐之罪”一事，则已迟至汉文帝元年（前179年），与萧何更是毫无关联，《史记·孝文本纪》称；
（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相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谨奉诏书，除收孥诸相坐律令。”
在这段记载下有后汉人应劭的注释：“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这无疑表明，如果说西汉初废除连坐之罪，应当就是指这一次，而且严格地说，连坐的规定被除去的这一举措，不能说成废除连坐之“罪”，而应说成废除连坐之“法”，方为准确。《晋书·
刑法志》在这里记事有误，用词亦不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