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感于元季吏治极端腐败、激起民变的严峻史实，立意重惩贪吏，亲自制定《大诰》作为惩治贪官污吏为主的特别法，据《稗史汇编》记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13〕这种作法有时给人以酷虐的印象，但与朱元璋采用的其他律外之刑相比，以及与整个封建社会的刑罚相比，也并不显得如何残酷，因为作为刑罚的是枭首，其他听来吓人的手段，不过只涉及到行刑后对罪犯尸体的处理罢了。总之，明初惩贪之法的实施以及基于刑罚威吓主义的种种处罚手段，的确使当时的官吏老实多了，形成了“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14〕
清代前期所谓的康乾盛世，就和严于治吏密切相关。一干皇帝们也都重视惩贪。如早在顺治八年，顺治皇帝便谕告都察院：“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十二年又谕刑部：“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没其家产入官”，并依法定罪。〔15〕以后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有治国莫大于惩贪之类的言论，说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已经提高到治国首要地位的程度。因此，他们才能制定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特别是在
刑法之外制订专门的惩贪法规，并在实践中照章施行。不过，尽管清代的法制非常完备，前期也着力打击了不少贪墨之官，可是越到后来，官场越污浊，贪风陋习已无法扭转。此外，在极端君主专制条件下，皇帝有时还包庇贪吏特别是朝廷重臣，打击坚持原则依法行事的监察官员，所以虽然也曾惩处了一些大赃官，如康熙时揽权纳贿、贪赃枉法的满清贵族明珠，嘉庆时贪污受贿积累家财达白银8 亿两（据说相当政府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的军机大臣和ｓｈēｎ＠①，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些在权力斗争中失势的人物，在他们受皇帝宠爱有根柢有靠山权势熏天的时候，没有人能搬倒他们。
三、结语
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及其治官之法，因为其固有的特色而产生令人褒贬不一的文明色彩，赞之者看到了它所积累的人类文明的智慧，毁之者察见了站在其后的极端专制政体。对它如何评价以及如何借鉴，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问题。但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中国尽管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官本位的国情却依然如故，中国的法治之路对这个问题绝不能回避。制订各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大量法律，切不要忘记首先制订治官的法律；增进国民法律意识，也不要忽略首先增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不然的话，法律的制订达到现代社会的标准，甚至超前了，但是作为社会管理阶层的人们仍然视法律如无物，我行我素，相信自己总是有办法规避，那么这些法律即使不是具文，也难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唐代白居易说过：“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16〕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受到点儿什么启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