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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贪肃贿的法律能否有效地执行，整饬吏治的目标是否部分地实现，与监察制度的实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制度的创建和确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相应的监察法规的制定也使监察制度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因此后代人如顾炎武就曾称赞汉武帝的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以后历代都承袭了秦汉这一套监察制度，并在各方面不断完善。但监察措施是否强有力，不仅取决于监察制度的有无与是否完善，更重要的还要取决于以下几点：
一是皇帝是否重视吏治。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或代他行使皇权的人，必须锐意整饬吏治，监察机关才能发挥作用。汉初的无为而治，耻言人之过失，结果忽视和削弱了对地方的监察，到景帝时便出现地方吏治腐败的严重情况。两晋统治者因为需要得到世族的支持，宁可网漏吞舟，也要实行宽政，即只要不威胁到皇权，便对臣下采取宽纵政策，监察制度也就逐渐形同虚设。元代的监察制度是相当成熟的，但到元末顺帝时，由于朝政日趋腐败，形成一支“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的官吏队伍，使当时的吏治出现“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局面。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群臣腐败，国家政治日益黑暗，以致于贪污纳贿之风在监察官中也蔓延开来，典型的，象天启年间巡按淮、扬的监察官崔成秀，贪赃枉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去地方巡察，对被捕入狱的作为地方大害的强盗，只要每名送给自己三千金便释放；通缉犯送他千金，也就不再追究；本就受弹劾的官吏，只要向他行贿，一切就都免了；不应推荐的也多以贿荐。例如他知道一名叫谭天相的官吏贪污，便扬言要论劾，谭某奉送千金请求免劾，他居然就不劾了；谭某又奉上千金请他向上推荐，他果然还真地推荐了。说明腐败如果到了极点，就连监察系统也会随着整个专制制度的腐败而腐败。
二是皇帝是否重视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不支持甚至妨碍或打击监察官，监察机关的职能便会削弱乃至丧失，最后可能还会变成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工具。西汉后期，掌权者庇护恶官，迫害正直的监官，在这种打击下，只有个别的监察官坚持纠举不法，绝大部分的监察官员，或是对贵戚宠臣的不法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佯作不知；或是阿附权贵，取容当朝，助纣为虐；或是劾小不劾大，拍苍蝇不打老虎，敷衍塞责。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吏治都极端腐败，搞得乌烟瘴气，监察机关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反而成了外戚宦官互相倾轧的工具。监察官员在封建时期是皇权的附属品，离开了皇帝的支持与保护，有时几乎一点职责也不能行使，反而出现被诬陷受打击的情况。唐睿宗便道出其中的利害：“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荀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10〕朝纲不振，权贵当道，特权横行时，面对重叠的关系网和皇亲贵戚权臣豪吏炙手可热的权势，常使一些本来比较正直的监察官员产生胆怯、畏惧的心理，在这种时候，再想让监察系统发挥纠举不法、整肃吏治的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监察官如果恪守职责，本来做的是只能与人结仇而不能给予人好处的一种工作，没有强有力地支持，即使勉为其难，有时也什么事都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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