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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励精图治时期能做到措施完备执法严格
通常在文艺作品里，往往把古代的官僚描写成无官不贪，这是艺术夸张，不代表历史上时时、人人都是如此，因为在不少朝代，都有一些为人们所称赞的为官清廉的人物存在。当然，如果只是指望所有的人们都象这些具有高风亮节的清官一样，自觉地做到廉而不贪，无论到什么时候，似乎也是不大现实的。因此必须在加强立法的同时，还要在认真执法方面多下功夫。
在保障惩贪肃贿法律有效地贯彻执行的各种措施中，以监察制度最为引人注目。汉代以前的史料较少，但我们都知道，监察制度早在秦已经建立，历经各代不断充实完善，在匡正吏治、依法惩贪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秦的监察机构在中央是御史大夫，地方上派出监御史，负责监督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史书中对秦的批判包括不少方面，但似乎没有见到说秦的官员贪赃枉法成风、吏治腐败的情况，说明这一套制度还是非常有效的。汉初在此项制度上有些松弛，特别是对地方的监察不够有力，地方吏治逐渐腐败，以后虽然恢复向地方派出御史，但还是出现了御史与地方郡守互相勾结包庇的现象。汉景帝说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程度，达到了“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贿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地步。〔8〕汉武帝即位后，在巡行郡国时发现地方官严重失职， 监察御史既不能有效地对郡守实行监督，也不及时向中央举奏，因此感到，改革和完善地方监察制度，加强中央对郡国的监督及对豪强势力的打击已经是势在必行。他采取的办法是，把除京畿附近七郡之外的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各设一名刺史常驻，以六条刺举不法郡守国相。汉武帝亲自制定的所谓“刺史问事六条”，其中就包括二千石（指郡守国相）“倍公向私”（倍即背），“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以及“阿附豪强，通行货贿”的，还有“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等内容。这些极富针对性的条款为刺史的监察提供了依据和准则，因此这些部刺史在打击诸侯和地方豪强、惩治不法官吏、改善地方吏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还经常临时派遣监察官巡行地方，郡守在亲自负责监察属官和属县时也派遣督邮巡察属下各县。在中央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负责监察，在丞相府这样的行政机关里也有专职的监察官员丞相司直，京畿地区由司隶校尉负责监察。多种的渠道与多样的方式，使监察活动覆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得到明显加强。由于武帝对监察的高度重视，措施有力，使一些不法官吏不得不有所收敛。以后的一些监察官在皇帝的支持和鼓励下，也能做到敢于纠举不法、弹劾赃吏，如宣帝时何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而应时举奏，州中清平。东汉刘秀时由于重视监察，促进了吏治的改善，以至朝廷肃然，莫不戒慎，而且出现“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即遵守法律的情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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