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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继承了秦的治官的法律，汉初的法律甚至规定，官吏在他行使权力的范围内，如果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就要被免职。以后觉得这样处罚太重，便改为：“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意为官吏和拿国家薪水的人，接受其职务管辖范围内的他人的饮食，如偿付了相应费用，就不再论罪。但也仅此而已，如果吃了拿了接受了饮食而不掏钱付费，显然照罚不误，仍要免官。至于收受“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没入赃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赃。”即是说：官吏收了人家的其他财物，或者买别人东西故意低于市价和卖出的物品故意高于市价，都算作赃物按盗窃罪论处并没收赃物归公。当官吏调动、离职时，收受原属自己管辖下的吏卒百姓等所送的财物，不管原来爵位有多高，都将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使其成为士伍，并免去官职；如本来无爵位，则罚金二斤（一斤约合一万钱），最后还要没收从他人那里接受的财物。规定中还鼓励人们举报和抓获犯有上述罪行的官吏，并把赃物全部作为奖赏。〔7〕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变化，到了唐朝，封建法律达到高度的成熟与完善，在当时的刑法典即唐律中，惩贪肃贿的法律规范十分细密。当时已出现了“六赃”之名，在《名例》律“以赃入罪”和《杂》律“坐赃致罪”等规定中，注疏时都提到“六赃”，它是对六种非法占取公私财物犯罪的合称，一受财枉法，二受财不枉法，三受所监临，四强盗，五窃盗，六坐赃。这里除一种（强盗）外，其他有三种直接为官吏和有关主管人员所设，另外两种也常与官吏贪污受贿以非法手段获取财产有关。
唐律《职制》律中规定官吏因职务从他人得到非法利益的各种犯罪。比如，利用职务便利而收受贿赂，在唐律中称为“受财”，不按法律办事叫做“枉法”。当作为监临主司的主管人员因收受贿赂枉法处理事务时，受贿财物相当纺织品一尺的，即判处杖刑一百，一疋加一等，达到十五疋的就要处以绞刑。受贿不枉法的，也要一尺杖九十，满三十疋加役流，即处只比死刑轻一等的流放加苦役。为防止事后接受贿赂，还规定，事先没有收贿，事后接受的，枉法的仍按事先受贿定罪，不枉法的按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
不是主管人员因事受财，因为其罪是由赃物引起的，所以称“坐赃”致罪。并规定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最高可达徒刑的最高一等。唐律对于有事以财行贿的人也按坐赃论，不枉法的减二等处罚。倘若受贿人是中间人，只要受贿，一律处罚；如帮助行贿之人向主管人员请托，则要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当中间人是监临（有统摄案验等管辖权的）或势要（指主管人所畏惧因而不敢不接受其请托的人），便按受贿枉法严加惩处；即使受贿的中间人并不想从中帮忙，只是假意答应并收下财物的，也要依诈骗罪处罚；如主管官员用所受贿赂再分别贿赂其他有关官员，对他仍按受贿总值论罪，其他受贿官员按自己分到贿赂财物的数量处罚。
单纯请托的也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没有使用财物只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不允许，原因是公事应当公办。请求曲法办事的一律打五十大板，即使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请托的也一样，主管人接受请托的同样治罪，这还是指事情没有办成之前。如曲法之事已办，则请托和被请托的人一律杖一百，如被请之事重于杖一百的，主管人按出入人罪论，直至死刑，请托人减三等处罚，如是为自己本身请求的，按所请之事应判的刑罚加一等处罚。如属监临势要，为别人的事向主管人员嘱请的，不管主管人同意与否和事情办没办，只要开口请托，就要杖一百，枉法重于杖一百，与主管者出入人罪同等处罚，只是最高刑罚为死刑的减一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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