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在进行科技经济法制建设时，要以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进行与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系统立法、实效检查和跟踪决策。换言之，法律的运行的诸环节，要在各自完善的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法律运行对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正面效应。
法律不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现象，而是依照自身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中反复地运行着的。其运行的质量、速度和规模，直接关系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法律控制系统论表明，法律运行过程载负着法律控制主体和科技经济一体化受控客体之间信息双向传递的使命，是控制标准与规范贴近客体现实的桥梁，是客体的法律需求的最忠实的反映者，又是法律的控制目的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诸环节之间存在着过渡和联系，形成密不可分的运行整体。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必须接轨，科技、经济一体化已经没有国界。遵循国际惯例，使本国的法律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已是世界潮流。任何与科技、经济有关的法律无法“闭门造车”，“国内法”的观念已无法应用在知识产权上，因为知识信息已成为特殊的国际性产品，许多尖端的科技知识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被相互引入和相互借重。中国修改《
专利法》等一系列举措，成为复关的先决条件，因为国外厂商认为，一个
专利法与国际惯例不一致的地方，专利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很难有正常和完整的国际贸易行为。如果拒绝遵循国际惯例，就会被排斥在国际经济联盟之外而受到孤立。国内立法的国际化倾向，已是大势所趋。
科技、经济一体化又对法的实效提出更高要求。法律的执行效率低、诉讼效率差，一直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通病。在我国这样一个高度行政权力化的社会里，由于传统的庞大惯性，行政机关拥有几乎没有法律约束的无限权力，“司法独立”的
宪法原则往往不能落到实处。所以法律执行难，诉讼效率低。国家政府厉行法治，对其自身行为进行反省，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约束，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然而唯其如此，科技、经济一体化才会有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细微地描绘出每个主体活动的具体事实情况，并据以给出十分确定的法律答案。相反，法律通常只能设定普遍适用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蕴含在法律条文中的正义，只有通过正义的司法才能真正获得实施。判例制度和方法成为填补立法难以接近社会实际这一缺憾的手段。换言之，立法是对理想行为的规定，司法部门接受到的则是反映社会实际行为的反馈信息，其中的偏差就需要通过灵活有度的判例进行纠正，既适用法律又针对具体行为，以完成法的功能和目的。在美国，尽管有国会制订的
专利法，但联邦法院所作出的有关判例也构成美国专利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法学界的观点，
专利法本身的条款并不具有确切含义，所以离不开美国联邦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条款的解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经济面貌也随之日新月异，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总难使立法面面俱到，详备周全。认为法官能象查字典那样在法律法规大全中检索到现成答案，只不过是幻想而已。美国国会于１９８０年对
著作权法再次进行修改，规定了许多计算机程序的定义，使计算机程序受得
著作权法保护。至于究竟哪些程序可以得到保护，不可能在立法中一一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判例阐明的。一般认为原始码所写的程序符合人们通常意义上的著作品的外观条件，可以受到
著作权法保护，自然没有疑义。但在目标码程序是否应受到
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上，法院也颇费踌躇。因为目标码的基本成分只有０和１两种符号，一般人从外表几乎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最后，在１９８３年著名的Apple Computer Inc诉Franklin Computer,corp.一案的裁决中，上诉法院推翻原判，依据国会的立法精神作出推断说，
著作权法颁布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刺激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创作。目标码尽管从外表上看比较抽象，不太符合人们所习惯的作品的外观，但也是可以成为
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的。判决形成后，还要经过社会舆论界、科技界、法律界的质疑和检验，不成熟的被淘汰或在后来的判例中得到纠正，成熟的则被保留下来，使抽象的立法原则得到灵活而生动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