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机制-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所谓控制，就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施控主体通过信息传递装置，对受控客体的一种能动的作用。它使得受控客体根据施控主体的预定目的而动作，从而构成具有控制功能的系统。这种控制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平衡性的特征。人们引伸这种控制系统论原理，可用以解释社会过程和法律现象。美国法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庞德曾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或者说法律是一种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法律控制系统里，法律（施控主体）通过价值分析技术、权利安排技术和运行操作技术这三大专门技术的承载功能，对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受控客体）产生功能作用。法律的这三大专门控制技术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是法律的控制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承载者。它根据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通过多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兼顾与均衡，确定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需要的最佳价值取向，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根据控制目的，将精神层次的价值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转为物质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设定施控主体本身的标准和规范，并根据客体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调整、修正和不断完善。法律的运行操作技术，负责主体与客体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与交换，将客体的实际状况信息反映给主体，主体则按照标准规范量的要求发出控制信号，由法律运行环节传递过去，纠正客体的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并将反馈信息反映到主体中，经主体测定其中的误差并适当调整标准量值，再次发出控制信号进行第二次纠正。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法律的控制功能，促进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上述法律控制系统中，把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受控客体，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使得各个企业必须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的科技含量，因为科技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离不开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资金的条件和支援。科学本身只是潜在的生产力，是一种知识形态体系，只有走向市场，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然而，长期以来，在旧体制下，我国科技与经济一直是平行分离发展的。科技被看作是公益事业而非产业；科学研究崇尚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不齿于功利主义，不谈经济效益；技术思维讲求理论上的精致与完美，却忽视其实用价值；技术革新成果往往等同于礼品、展品、样品被束之高阁，科学和生产严重脱节；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等等，弊端重重，难以自拔。令人欣慰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我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一场以解放第一生产力为目标的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科技事业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同步发展。然而，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潜在的科技实力虽然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从科技、经济的总体水平来衡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是十分明显的。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种差距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必须奋起直追，尽快缩小。我们中国人起步不晚，素质不差，我们完全具备赶超世界先进科技和经济水平的能力与条件，特别是伴随着科技立法和经济立法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机制定会逐步完备起来，从而为我国科技和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