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历史上的法律文化传统是每一代新人形成自己的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行为模式的起点。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和积累了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经过长期的沉积、遗传、传播，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法律神经和血脉之中，构成了特有的民族法律文化。它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其超稳定的认知结构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学思维。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从事法学研究，我们的法学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即使近代法律思想史上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想家和法学家，也难以摆脱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的还是中华血。
　　第五，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只有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构架、基本观点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世界法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谈得上对世界法学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的法学仍象以往那样仿效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照搬其他国家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则中国的法学永远不能成为在世界法学中平等对话的主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和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任务，其目的还在于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法学”的束缚，推动中国法学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初衷是提出一个与僵化的、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根本的目的在于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促进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这一特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今天我们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怀有同样的目的论。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意义
　　从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并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集中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全面的长期的指导作用。在法学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的理论为根本指导，并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每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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