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出，19世纪末，C.B.马丁女士获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任律师，从而成为英联邦中第一个女律师。但她开始申请时被当地律师公会所拒绝，理由是：妇女任律师并无先例。然而，1892年一个立法修正案规定妇女可以任初级律师(solicitor)，3年后，另一立法修正案又容许妇女出任大律师(barrister)。1897年2月她终于成为大律师和初级律师。
　　1905年，M.弗伦奇女士在新不伦瑞克省申请任律师，被省法院法官一致拒绝，理由也是无先例可循。但第二年的一个立法修正案才使她成为该省的一个女律师。
　　根据英国《英属北美法案》(B.N.A.Act)第24节规定，总督应召合格“人士”任参议员，但未讲明这里讲的“人士”(person)只能是男子，因而它是一个中性用词。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决妇女不适合任参议员，（该案通称为“人士”案）。后该判决才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撤销。
　　莫斯曼在论述以上这些案件时，也讲到了当时某些加拿大法官公开反对男女平等的观点。例如在 M·弗伦奇案件中，塔克(Tuck)法官曾声称，“如果这位年轻女士有资格任律师，一年后她就有资格参加律师公会，短短几年后她将有资格被任为法官”，“如果我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那我就会说，我反对妇女在所有部门与男子竞争的意见。最好还是让她们留在自己的合法事务中。”塔克法官并未进一步解释他所讲的妇女的“合法事务”是什么。但另一位法官巴克(Baker)作了解释：“法律和自然本身一直承认男女各自的领域和命运。男人是，也应该是妇女的保护者和防卫者……家庭组织的结构是以神的命令和事物本性为基础的，它表明家务合适地属于妇女的领域和功能。”
　　莫斯曼认为这些法官的观点，从法学角度来看，都违反法律方法的公认原则，即依靠有说服力的证据来确定事实，使用判例来提供分析框架并根据证据和法律原则来作出合理的结论。这里所讲的“法律方法”(legal method)是普通法法系（即英美法系）法学家一个传统术语。按照莫斯曼的分析、法律方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则：(1)问题的特征(characterising the issue)；(2)使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先例，就女权案件而论，即选择有关女权效力的先例；(3)解释制定法，特别是决定制定法在改变普通法原则方面的效果。在女权问题诉讼中，研究这些方法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官在审理女权案件中，往往使用法律方法作出反对男女平等的判决，反过来，人们在法律上维护男女平等时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莫斯曼认为：就问题的特征这一点而论，法官在审理女权案件时尽可能缩小问题的范围，即回避案件的“政治”或“社会”意义，而强调法院仅关心“法律”。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安格林(Anglin)在“人士”案中就宣称：“当然，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决不管妇女是否需要出任参议员，也不管这一问题的政治意义。我们的全部义务是尽力解释（1867年＜北美法案＞的有关规定，并基于这种解释作出回答。”显然，人士案中原告（妇女）并不想将一个“中性”的法律问题提交法院裁决，她们向法院起诉是为了实现自己明显的政治目标，但法院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对中性词的解释问题。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