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做学问难在什么地方？刚才几位教授谈到我们现在要讲究效益，白建军教授对实证 主义研究方法做了非常精辟的发言。应当说，我们国家缺少实证的传统，看问题从来都只有 定性而没有定量，但我要问白建军教授一句，当你把犯罪研究的非常精密、非常数字化的时 候，谁来听？你说给谁？政治家会听吗？我只是想说，在国家某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我想，政治家们不关心数字化管理，他关心的是稳 定 ，是秩序。
这就引出我的第一个话题，中国目前研究刑事法学面临两个千古难题：一方面是严重的遗 漏放纵了犯罪，另一方面对某些犯罪极端的严厉，这就是储槐植教授说的“厉而不严”。还 有一个大问题是缺少一种人文的关怀，中国人对中国人从来都是极端的残酷，一点点宽容精 神 都没有，从实体法上来说是严刑峻罚，从程序法上又不把人当人，这在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说重刑主义的背后是不把人当人，是程序虚无。由此引发我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 出现重刑主义和报复主义？我现在正在看一本书《政治的正义性》，让我们暂时抛开犯罪这 个问题，先从司法这个整体来看，法院要独立、要中立，就是我们学者的口号，但是现在做 起来何其难。原因就在于法院被过分国家化了，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缺少一个空间——社会 ，没有社会。中国现在只有两个空间：一个天，一个地。天就是政治、国家，地就是老百姓 、普通大众，没有一个东西支撑起一片天空。社会在哪里？研究社会学、法社会学，哪儿有 社会？即使说我们现在有社会，但在关键的利益分配领域，社会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周末 你可以度假，可以上饭馆吃饭，但遇到公共领域，社会的影子都没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说到犯罪，许多人会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犯罪是对我或者我们这个集团的利益的侵犯。所以 ，打取决于我，不打也取决于我。比如贪污贿赂案件，或者叫官员下马的案件，有几个不是 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一旦政治失利了，也就犯罪了。给失意官员贴的不光彩的标签无非是这 样两个：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这反映了在我们的重刑主义、报复主义背后是放任主义、宽 容主义。报复、重刑也好，宽容、放任也好，一切取决于政治的需要。所以，不建立起国家 和个人之间的市民社会，刚才探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我的第二个话题，我想谈谈对犯罪原因的认识。我认为，国家要安定，人与人之间就要有 亲和力，人们必须爱这个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这种亲和力：我们在医院 遭白眼，在法院讨不到公道……这时，某些人就会疯狂地报复社会。犯罪的发生有时恰恰是 社会造成的。
我的第三个话题，是想谈谈程序与犯罪的关系。刚才谈到“从重从快”的问题，从重是对 实体法最大的破坏，从快是对程序法最大的蔑视。从重从快导致
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这两大法 律名存实亡。刚才诸位说到刑罚效益，我也赞同，但要有一个最后的界限，就是公平和人道 ，否则，效益就变成赤裸裸的镇压和打击。当司法程序对一个人保持一种基本的人道精神， 给他基本的辩护的权利的时候，尽管可能降低刑罚的效益，但却能使犯罪人更容易回归社会 ，从而在长远的意义上获得了更大的效益。
我临时联想到，我们总在谈刑罚的教育功能，问题是你教育谁？需要教育的是官员，但却总 是强调教育老百姓，其实官员犯罪才是最坏的榜样。
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像罪刑法定，是公民权利的第一道屏障；程序法中的基本原则，像无 罪推定，是第二道屏障，这个屏障就在程序法所设定的过程之中；最后一道防线是国家的证 据法，证据不足的不能定罪。这三道防线注定把某些犯罪拦截在法律大门之外。犯罪的控制 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最难的还是如何尊重人的权利。
好了，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陈兴良：
刚才各位都做了很好的发言，现在我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梁根林博士的题目中，我 认为有三个关键词：犯罪、反应、合理。
关于犯罪，首先是对犯罪的认识问题。我们要认识到，犯罪之所以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 。“犯罪在社会中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应当说“存在社会，就必然有犯罪”。社 会存在一定的规范和法律，可以说，没有违反这种规范和法律的行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这 种规范和法律。因此，规范和反规范，应该是共存的。犯罪的客观必然性，在于它与一个社 会的生存条件相联系，不论哪种社会制度，都会存在犯罪。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有许 多错误的认识，比如，过去我们根据某些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认为私有制是犯罪的总根源 ，而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所有制，就不应有犯罪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显 然是错误的。应当说，任何社会的犯罪，其根源就在于这个社会本身。这样看来，犯罪率的 高低，不是评价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犯罪率是比较低的，但 这种情况是以牺牲公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是以社会经济的停滞为代价的。因为当时国家对社 会进行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政治控制，这种社会状况并不值得我们留恋。基于此，我们应 当对我国当前的犯罪高潮有比较理性的认识。现在的高犯罪率是社会转型期的非常状态，不 是社会的常态。要强调对犯罪合理的反应形式，不能一味强调和倚赖重刑，更不能幻想消灭 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