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随便说两句，谢谢大家！
周振想：
早就听说陈兴良教授在北京大学主持了一个刑事法论坛，不仅在北大，在其他院校也很有 影响，今天我以评论人身份来参加，很是高兴。
刚才梁根林教授围绕着对犯罪的有组织的反应，进行了比较系统、精彩的讲演。面对犯罪 ，从古至今，从统治者到学者，没有一个不给予关注，开出了许多“药方”，但效果怎么样 呢？没有谁是满意的，犯罪一再地困扰着我们。梁根林教授提出的许多材料及其论证是让人 信服、有启发性的，但有些却令人难以赞同。比如，对于犯罪的评价问题，梁教授引用了迪 尔凯姆的观点，他引用某人的观点，没有加以反对，那么我推定他是赞同迪尔凯姆的。第一 ，犯罪都是相对的。应当说，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他用了一个全称肯定判断，这个问题就 复杂了，而且说犯罪是一种个体的、创新的精神的体现或表露，那只有在一定的时空里面， 这样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不仅不敢苟同梁根林博士，而且不敢苟同迪尔凯姆 先生。
刑罚是对犯罪的反应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但为什么在大家普遍认识到罪 与罚的关系的情况下，这种反应的效果依然欠佳呢？这就涉及反应手段的效益问题。在刑罚 的问题上，要注意投入与产出之比，刑罚资源的投入要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刑罚效益问题。在 刑罚的问题上，要注意投入与产出之比，刑罚资源的投入要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刑罚效益。我 们当前的职务犯罪中的“前腐后继”的现象怎样解释？当犯罪的风险只有1%时，我们就很有 可能甘愿冒这个险；如果风险是50%，我们就会坐下来喝杯茶，好好掂量一下；如果风险是8 0—90%，我敢说我们是不会去冒险的。看来，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不可避免。 贝卡利亚就是这么说的。
在刑罚公正的问题上，我们当前的问题是普遍的量刑过重。根据功利主义法学有关苦乐的 计算，我们现在的做法本应遏制了犯罪，但事实并非如此。重刑主义所影响的，不仅是被告 人，还有他的家人、亲友，容易激起他们普遍的不满，反过来报复社会。
谁都期望刑罚是及时的，但实际没有达到。刑罚不及时，人们的罪与罚的必然性的联想就 会淡漠，刑罚还有什么效益？谈到效益，我们不要忘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是不是刑罚 制定了、适用了，犯罪就减少了？从应然的角度是这样，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比如伤害 犯罪，真正有预谋的不多。其实，这类犯罪在发生的时候，犯罪人都没有慎重地考虑过，在 此，刑罚是基本无效的。这样的情况是否作为犯罪而适用刑罚，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白建军：
刚才梁根林博士的发言，反映了学者关注问题焦点的转换，非常有意义。这让我想起，陈 兴良教授有一篇文章谈到“价值、规范和事实”，与之对应的法学是“法哲学、法理学和法 社会学”。过去，我们谈价值和规范较多，真正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事实问题的却很少。
我有一个想法，研究问题不能以预设的结论为终点，一个相对的终点是实证，研究现实当 中到底怎样。我的研究设计，比如研究刑罚严厉性和有效性的关系，现在学者都反对重刑， 主张轻刑。我在研究设计到底什么是重刑？这要给它指标化。
我提出四个方面的相关：
第一，
刑法中400多个罪之间，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之间到底有没有量的比较和转换 ？讲个笑话，审判“四人帮”时审判长说：江青，你大闹法庭，罪加一等。回去一查，糊涂 了，“一等”是多少？怎么个“加”法儿。刑罚是可以量化的，问题是犯罪行为如何进行数 字化转换，才能符合
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将所有罪名的罪与罚都找到一个相关系数，从0 —1之间，要适应，要相关。如果罪行是1，而刑罚是0.5，这就说明这条法律是“法定”的 虚 伪，是“法定”的罪刑不均衡。
第二，在司法上，我们可以搞一千或一万个案件的调查——看我们有多少钱了——调查实 际的刑罚与实际的罪行之间的相关。这个相关系数如果和立法上的相关系数比较，会有很大 意 义。当然，这样做的案件模本要大，大到可以推论总体，否则没有意义。
第三，我们可以搞某一个地区的犯罪率和刑罚的相关，这是看刑罚投入与刑罚效果的相关 。刑罚的轻重是可以调节的，有时重刑的投入是经济的，几个立法者在那里一投票就算投入 了，这比增加多少多少警力来得方便。但问题是，刑罚投入之后的效果怎么样。这至少要做 几个省的研究才有意义。
第四，非刑罚手段的投入和刑罚的投入，这两者和犯罪率的高低有何相关？这是看刑罚重要 ，还是非刑罚手段重要，这要做事实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它独特的价值。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给钱？搞实证研究要花钱，这不像写文章，一拍脑门就是一篇。样本越 大，花钱越多。我的结论是，谁给我一百万，我就给出这四个系数：谁来参与，我们就一起 分 享这一百万。
陈瑞华：
梁根林博士的题目是我的弱项，好在我对他的话题有过一些思考。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不 赞同，但他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像迪尔凯姆的犯罪相对性的理论，之所以对我们有 冲击力，就在于它与我们传统的研究问题的中庸之道不同，它能在某一方面深刻揭示犯罪问 题，比如犯罪的相对性。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削弱犯罪就是极端的恶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