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例对此论断作一注释。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 中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一没有原料，二没有市场，三没有 资金、技术和人才。许多乡镇只能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甚至行贿手段争取原料和市场。行 贿行为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当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乡镇企业在不合理的 经济体制下为求生存和发展而行贿的无奈，看不到行贿行为在客观上对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 展，乃至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的积极作用，而用严刑 峻罚封杀乡镇企业的行贿行为，则可能在防制其行贿犯罪的同时，也妨害乡镇企业的发展， 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把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的所谓低犯罪率，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对较高的 犯罪率作一个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与过去我们曾经沾沾自喜的低犯罪率相联系的是持续 几十年的经济低增长和社会停滞状态，而与改革开放以来高犯罪率相伴随的则是经济的持续 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现代化。以牺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代价追求所谓低犯罪率只能是一 种自欺欺人甚至是自杀的做法。要保证经济和社会保持活力，就必须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容 忍犯罪的存在，使之发挥社会新陈代谢功能。
第四个刑事政策思想：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必须确立讲究刑罚效益的刑事政策 ，不使刑罚的运用成为不经济。
罪犯是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原则行事的，影响犯罪行为的代价和收益的因素有时间的机会 成本、犯罪行为的利润和刑罚的代价。犯罪概率与从事犯罪行为所得的利润成正比，而与时 间的机会成本和刑罚的代价成反比。确定犯罪行为的控制规模和模式时必须对犯罪和刑罚进 行成本分析。刑罚是社会对罪行的要价，是罪犯实施犯罪行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加重刑罚或 提高判刑可能性将提高犯罪的代价而减少犯罪。为了对犯罪进行有效的威慑，必须使犯罪活 动的成本包括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和犯罪的机会成本大于犯罪给罪犯带来的利润。但刑罚投入 需要相应的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审判制度的成本，包括警察局、检察机关、辩护律师 、法院、拘留所和监狱的费用。国家可用于犯罪控制的刑罚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以有限的 刑罚资源控制犯罪必然要求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支出达到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的效果，即要求 实现刑罚效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刑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需要制裁的违法行为进行 普遍干预、平均投入刑罚资源，也不是要铲除所有的犯罪，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太高、而且效 益会不断降低。
刑罚的经济性的根据在于刑罚不仅具有生产性即产生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而且具有消 费性；适用刑罚需要国家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国家能够控制和使用的资源 又普遍具有稀缺性。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刑罚的理性的运用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必须使所能 够利用的刑罚资源产生最优化和最大化的刑罚效益。刑罚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存在着一个边 际效用递减原理。其原理就像人肚子饿了以后吃馒头一样。假定一个人在吃饭，第一个馒头 下肚后，其作用仅仅是垫了一个底，第二个馒头吃下去后，感觉消除了饥饿感，第三个馒头 到了肚子正好达到饱和的惬意状态。吃完第四个馒头后感到肚子胀得难受。对于他来说，吃 三个馒头就能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的吃饭效应。少于三个馒头不能顶饱，第四个馒头不仅不 能顶饱，反而会撑坏了肚子。刑罚的运用和吃饭具有同样的原理。刑罚量投入不足，固然不 能有效地威慑和遏制犯罪，刑罚量投入过头，反而造成刑罚贬值。
第五个刑事政策思想：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要求我们对现行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制度 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在联合其他人文科学展开对犯罪现象的多学科的一体化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理性、科学和现代法治精神构筑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体系和刑罚制度。
最近十多年来，国家决策机关正确地提出，综合治理是解决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治本措 施，而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只是治标的手段的刑事政策。并且，综合治理也是单 纯由国家主导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形 成，国家应当将一部分与犯罪作斗争的权力从国家刑罚权中分割出来还给社会，使
刑法运行 模 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与社会双本位”过渡。从国家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到国家与社会 双 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需要我们对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进行彻底的反省和质疑，赋予 其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内核，在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均衡的基础上，以促进 犯罪人重新社会化、复归社会从而预防犯罪为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的基础价值。同时也需要 我们冲破学科藩篱，联合其他人文科学对犯罪现象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国家与社会双 本位的
刑法运行模式及其控制犯罪的社会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讲了这么长的时间，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