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勃兴，作为对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因应，在肯尼迪总统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口号和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纲领导引下，1965年颁布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两个法案，并在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推行了多项福利计划，并促使国会通过了三项民权法案。此时，围绕
宪法是否应包涵工作权、充足收入、医疗保健等社会权利的争论也开始浮出水面。哈佛大学弗兰克·米奇尔曼（Frank Michelman）教授发表了《借助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穷人》一文，揭开了学术讨论的序幕。同时，在沃伦法院时代（1953-1969年）和伯格法院时代（1969-1980年）的早期，也开始以正当程序、“新平等保护”条款为依据来支持福利案件中的请求。例如在1970年戈德伯格诉凯利案中，法院认为福利津贴是有资格领取人的权利而非特权，应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8]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的现代化，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赤字。为了克服传统福利行政模式的笨拙、繁琐和无效率，美国于1996年颁布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该法又被称为“福利改革法案”，意在探索由联邦向州，由政府向私人的分权，以更为市场化的进路，以企业家精神来对福利行政进行全方位改革。[9]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例中否定了福利权的存在。例如在1997年的布莱斯因诉富瑞斯通案中，认为《社会保障法》第IV-D部分对儿童抚养扶助的规定，并没有赋予个人可执行的联邦权利。[10]随后出现的若干判决，激发了美国公法学界围绕福利权的新一轮讨论。
二、围绕美国福利权性质所展开的论争
美国的司法判例并未从正面去回应福利权性质的问题，美国的公法学者也秉承不同的理论进路与视角，对福利权性质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以下本文就将针对围绕美国福利权性质问题所展开的主要论题，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梳理。
1．福利权是否属于自然权利？
美国古典法律哲学和政府哲学中存在着对自然权利的笃信。美国制宪时期的先贤如亚当斯、潘恩以及杰斐逊都确信存在着不受实定法律约束的，不可被法律废除的自然权利。[11]美国当代学者路易斯·亨金也认为，政府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构成了政府成立的合法基础，因而，美国人享有的权利是先于
宪法存在的，自然的、固有的权利。[12]因此美国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实质上都是自然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