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只是保证票据流转的安全和流通秩序的安全，至少每一手使用票据的安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在立法条文中体现出"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的立法精神。
票据法第
10条第1款规定：签发取得转让票据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条文中使用"应当"。
票据法第
21条是关于汇票的，此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还要有保证支付的可靠资金来源。本票中也规定，签出本票时必须有保证支付的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没对价的票据进行骗取他人的资金。从规定的"必须、应当，不得"等字眼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不保护没有合法交易关系而签发票据的效力。如签发空头支票的效力，是把票据效力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联系还是相分离？票据没有转让，只在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由于是空头支票而票据当然无效，但如果善意转让，如何认定票据效力？因为空头签发的支票而认为票据无效，作假者以票据无效而当然不负担票据责任，对于善意受让人因票据无效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权利，事实上票面上并没有标明合法交易或非法交易，这样使"亲者痛，恨者快"。
许多学者撰文批评这种现象，因为这个票据原理早已被西方国家法律所采纳。但立法论证中，因为当时票据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陌生，中国人民银行显然具有权威，他们认为不能主张票据无因性，这样必将使票据成为骗人的工具。他们希望
票据法解决不使票据沦为"骗人工具"的结果。但实际中，票据只是流通中的一张纸，对于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
票据法可以进行规定。对于如何避免票据成为骗人工具，应由其他法律部门作出规定，如
刑法、行政法、民法。
票据法的法律责任这一章，如追究刑事责任，要在刑法典中寻找；如追究民事责任，要在民法侵权法中寻找。所以我们应当承认
票据法的功能有限性，对于价值取向来讲，公正与效率可能过于空泛，维护票据流转秩序应是
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在私法领域，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法律允许的。如违反禁止性规定，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推定为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商人往往在没有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中寻找法律漏洞，来牟取法律上的利益。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期货纠纷的案例，就属于上面所讲的情形。A公司欲从事期货交易，找到期货经纪人B公司，委托B公司为A公司炒期货。A公司并没有资金，但A公司持有A银行签发的银行汇票进行炒作，共用每张500万的银行汇票26张18次，总计1亿多元的资金投入期货市场。这1亿多元的资金顺利完成期货交易，对于A公司、B公司、A银行三方获利，A公司及时清结了B公司的佣金，清偿了A银行的资金，A公司还有营利。由于期货市场发生巨大震荡，使另外的3张汇票总共1500万元炒赔了。这时承兑行着急了，在汇票没到期的情况下，诉至人民法院，以A公司与B公司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为由，要求法院宣布汇票无效。本案中B公司没直接进行请求付款，汇票到了B公司帐户后转移到C公司，C公司持汇票到B银行办理了质押贷款，C公司又将汇票资金转移回B公司用于炒期货。B银行得知诉讼发生后恐怕质押权无法实现，便在汇票票面上加注委托收款的字样，说明贷出的资金属于垫付。但根据
票据法规定，"委托收款"属背书人转让票据时的背书内容，被背书人无权进行此项背书，应由C公司进行背书。没真实的交易关系而签发的票据并非当然无效。那么从C公司与B银行之间的票据关系着手分析，按
票据法原理，C公司与B银行在票面上记载着是"委托收款"，而真实的交易关系是质押贷款，因在这个票据关系中不涉及第三人，本应按真实的交易关系来处理，但法院认为形式证据与实质证据发生矛盾，根据票据的文义性，应按形式证据来处理，即认定C公司与B银行是"委托收款"关系，又查明，C公司是B公司的下属单位，"揭开法人神秘面纱"C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票据关系推到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关系。A公司委托B公司炒期货，是一种信托关系，但法院认为A公司与B公司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骗取银行资金，根据
票据法：没有对价取得的票据，票据行为无效。最后，法院判决票据有效，由于A公司与B公司没有对价关系而发生的票据关系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