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都不是主张没有商法的存在，民商合一也不是商法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民商合一中有"商"这个概念，既然走民商合一的道路，商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不把"民商"叫"民法"呢？在民商合一的模式中，商法并非不足称道的。较商法而言，民法是博爱的，它同情、保护、关爱弱者，有着很高的道德水平，如不关心弱者，民法认为是"恶"的，但商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恶"的，因为它鼓励人们赚钱，唯利是图。如果现在我们不承认商法存在的必要性，还局限于"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道德说教，恐怕市场经济无法进行下去了。就现实而言，我们的市场还不健全，我们的商人处于发展阶段，如果不鼓励商法的理念，就不会有矫枉过正的结果。因为我们社会中市场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总之，我认为票据法定位在商法，如果走民商合一的模式，
票据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
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紧密联系。梁慧星先生在讲授《
合同法》时，讲
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是合同正义与合法效率。如正义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取义而舍利。梁老师又讲，在制定
合同法中有几项立法原则，其中一项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思是人人有工作干，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个大目标。那么，
票据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
票据法追求经济效率，那么这部法律一点伦理道德都没有。这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价值目标相冲突。而且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的立法、法理、司法中都强调公权，维护社会公益，如果
票据法只维护商人的唯利是图，恐怕与世界立法发展潮流相矛盾。所以说
票据法不只追求效率原则，但主要是效率原则。
从
票据法的立法目的，制度结构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取向。票据本身是一张纸，从中看不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政策目标，只是商人用来作生意的纸。从本质来看，促进票据流转是
票据法的价值目标。促进票据流通，是维护交易安全所必需的。如基于对票据的信任而发生票据的流通行为，只因一次欺诈无效而要求推翻所有的交易，重新按合同性质来决定行为的效力，这是不安全的，不是
票据法所追求的。
在这个大目标下，究竟是追求"交易秩序的安全"还是"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不无争议。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票据样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票据的使用目的，即要求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和票据的交易编号，即要求有合同的交易号码。这就把票据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到一起，来保证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如违法地使用票据，法律不能容忍这种违法行为，同时也认为票据是无效的。在立法过程中，有人提出如果把票据与合同关系相联系到一起，还不如不立
票据法，有
合同法就足够了。从西方票据发达史来看，票据在流通中有多种功能，如克服携带现金之不便，克服使用金钱在时间、空间上的不便、支付、结算、融资功能。只有在流通中，票据才能发生诸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必过分考虑使用票据的目的、用途。因为可以通过完善
合同法、行政监管法规来解决这些问题，没必要赋予
票据法太多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