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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的4年里，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中小股东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就是“和珅之祸”——有的上市公司名义上打着“国有股”之旗号，实际上是一些腐败官员的“内部人控股”。那些被揭露出来的灾情严重的上市公司里，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对此，最形容的比喻是“和珅之祸”——它打着“国有”之旗号，就象和珅那样口口声声喊着“为国效劳”，但实际上却是一些官员的权力腐败之产物。
这种由“和珅”操纵的一股独大，与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有着本质区别：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是以“自然人控制”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即使名义上的大股东是机构持股者，最终也能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而中国的“和珅”们操纵的一股独大，却是以“抽象人控制”为基础的，抽象人无法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这就为“和珅”们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温床。
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由“和珅”们操纵的一股独大的上市国企里，个人利益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不一致、相背离，国企的利益对于“和珅”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
社会学原理表明，抽象人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抽象人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和珅”们“代理”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他们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抽象人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博弈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如此，便不难理解中国股市的真正病根并不在于一股独大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由“和珅”们操纵的“异化了的、发生了基因突变的一股独大”。
对一股独大区别对待
我们要对中国股市上的一股独大进行区别对待：由抽象人充当大股东的企业，是抽象人一股独大，再加上“和珅”操纵，与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相比，是“形似而神不似”，这就造成了中国主板的惨淡现状，应当批判；而那些由自然人充当大股东的企业，则是自然人一股独大，与德日模式的精髓“形似神更似”，因此不应受到批判。
不管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是要走德日模式，还是要学习美国现在的模式，如上所析，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对“（自然人）一股独大”进行责备、批判、割尾巴，而是把它作为精髓或改革的导向而倍加推崇、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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