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我对此有三点建议：第一，通过节目挖掘相应热点问题的背景，分析相应热点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第二，通过节目探寻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在节目中可邀请各种方案的制定者阐述自己方案的利弊得失，甚至让他们相互辨论，也可以让观众适当参与；第三，在问题解决后，通过我们的节目总结解决问题的经验教训，可以邀请有关政府机关负责人、专家和当事人等进入节目参加讨论。像孙志刚案件、铁本事件、嘉禾事件等这类热点问题，都可以这样做。
12、我国的电视节目最早出现在50年代，而法制节目出现于80年代，它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是它在发展的短短的二十年间迅速普及，成为大众收视的一个热点，电视台在创建新栏目时，“模仿或是照搬”是最基本手法。两位嘉宾认为还有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是可以设置的？（历史性的、国外的）
姜：创新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创新，所以，在新频道开播之初，“模仿或照搬”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的。在之后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之后，就必然和必须有创新。否则，我们就会失去生命力。但是，即使在创新的时候，也还需要一定的“模仿或照搬”。否则，如果什么都要追求完全的标新立异，我们就很可能搞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来。
13、当前央视及地方电视台的法制节目数量在逐渐上升，而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里，“普法”就成了所有电视法制栏目的目标，可是一般人最基本的“普法”概念就是指的：“普及法律”“宣传法律”，这样的一种“教育育人”的目标能够通过法制节目在数量上的增加达到吗？
姜：电视法制节目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普及法律”“宣传法律”的目标外，它还应有为电视观众提供娱乐、提供快乐的目标，还应有为电视观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服务的目标。不管我们确定什么目标，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做电视节目，不是给观众上课。即使是“教育育人”，也要通过生动活泼的电视形式实现。否则，我们的节目就会没有很多人看，就会失去许多观众。
14、中国现在处于法治进程的哪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阶段里什么样的法律节目最适合？
姜：目前中国尚处在法治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中级和高级阶段)、奠基和构建阶段(相对于建成、装修和维护阶段)。1999年，中国
宪法确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2004年中国政府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全面建设法治大厦的工程刚刚全面展开。在法治的这个阶段，我认为观众特别需要这样的法治节目：第一，能给我们观众参与法治建设鼓劲的，观众希望，通过节目告诉我们法治有什么好处，人治有什么坏处；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第二，能给我们观众参与法治建设出主意的，观众希望，通过节目告诉我们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恶法，怎么才能产生良法，怎么才能防止恶法出台，恶法万一出台，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和程序撤销它，使它无效；第三，能给我们观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与行政侵权、民事侵权，乃至刑事犯罪作斗争提供支持，提供声援，提供帮助的，观众希望，能通过节目报道自己被侵权的事实，揭露腐败、滥权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恶行，促使有权国家机关启动监督、查处和救济的法律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