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交客运公司是否应为吴某补发其在错处理期间（服刑期间）的工资，按《意见》的规定，应以公交客运公司已将吴某收回安排工作为前提条件。否则，就不存在所谓“工资补发”的问题。
3、吴某与落实善后工作有关的其他要求（主要体现在吴某的第5项要求中），于法无据，于事实也不尽相符。（比如：公交客运公司申辩，公交客运公司并未收回当年分给吴某的房屋；如果不存在公交客运公司应将吴某收回安排工作的问题，则亦不存在为吴某恢复工龄、解决配偶户口等问题。）
四、适当的建议
1、由第三方认定
由于吴某问题在如下两方面必然存在争议：
⑴吴某的权益受到侵犯，到底是应按侵权赔偿问题解决还是按落实善后工作解决？
⑵吴某所犯错误是否符合公交客运公司当时的开除条件？
因此，建议由有权能的第三方进行认定（最好由市政府有关部门会同市委有关部门进行认定，建设局作为公交客运公司的主管部门，不宜参与，且建设局的权能亦不够，祥后）。
第三方在认定时，宜考虑如下问题：
⑴《意见》（川委办[1986]47号）发布的年代是1986年，此时，《
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实施）尚未实施，对国家机关侵权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还无基本法的规定。届《
民法通则》颁布后，则应优先考虑适用基本法的规定而不是《意见》的政策性规定。——这也应是川委办[1986]47号文将侵权赔偿转换成落实善后工作的原因。但是，川委办[1986]47号文对此中的不足应是有充分意识的，因为该文要求“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争取在今年内基本完成，最迟不能跨过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时间如此紧迫的要求，应不完全是单纯地出自加强工作力度的考虑，肯定也考虑到了《
民法通则》即将实施。（《
民法通则》通过的时间是1986年4月12日，川委办[1986]47号文发布的时间是1986年7月20日。）
⑵届《
民法通则》实施后，最高法院的《暂行规定》（法[刑二]发[一九八七]二十五号）仍将司法机关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转化为善后工作问题（假定《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按前述第一种含义理解），于法无据。但鉴于其发布的年代是1987年，按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司法机关承担责任，还是由当事人原单位落实善后工作，本质上都是国家在承担责任，因为当事人原单位大多系国家拨款（这也是《意见》将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的原因）。同时说明，对前述《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两种不尽相同的含义，无论当时最高法院出此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什么，在今天则宜按第二种含义理解(这是司法解释与法律应具有一致性的内在要求。并且，如此理解，也不致让最高法院当时的权宜之计影响到今天对法律的正确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