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是什么？保护交易安全，即是回答。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的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1.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物品的复制品，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使得此物品与其同类的彼物品之间的区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而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3.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品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另需注意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时对受让人及适用客体的种种限制，都意在尽可能地兼顾原权利人的利益。原权利人的损失还可通过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承担而得以补救。在实践中，这种补救仅在极少数的情形，诸如无权处分人破产，或作为无权处分人的自然人死亡而未遗留财产等情形，才不能得以实现。4.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还有一个道德上的考虑。在物品系由原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转由无权处分人占有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所附加的限制），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与善意受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前者常要密切得多。也即是说，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与此同时，使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可由其控制的风险的影响，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的存在依据，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7]《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这与罗马法传统如出一辙（我们不难从中看出罗马法对普通法曾有的影响）。依此规则“美国法对于从受托人那里购物的买受人很少给予优待。买受人不仅必须证明自己出于善意并支付了公平对价，还须证明所有人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不当处分发生，或是曾给不当处分人以某种使人信赖的产权标记”[8]。然而，时至今日，该原则已被众多的例外弄得千疮百孔，除了盗窃物及其它的少数情形，其他所有的情形都有例外，从而最终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9]《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原则：“……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即不知卖方有诈，以为卖方是对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的购买人，则不论卖方的货物从何而来，即便卖方是偷来的，善意买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10]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11]。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原则的确认。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是否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学者认识不一。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
民法通则》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详述如下：1.我国《
拍卖法》第
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
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
拍卖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肯认态度。理由在于：首先，依该条规定，买受人在委托拍卖人无权处分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委托拍卖人，还是对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人，即使其明知该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归属，也即是说，即使买受人恶意，但只要不违反其他的强行性规定，例如《
民法通则》第
58条的规定，即无须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买受人为恶意尚且如此，若其为善意，则举重明轻，更应承认其取得拍卖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所有权。其次，从该条文的用语来看，有“拍卖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云云。这说明，拍卖人和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具有给付内容的同一性，因而，无论是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还是其与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都只能表现为损害赔偿之债。既然他们都无需对真正权利人承担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更毋庸说是买受人了。这一法律解释从另一角度说明，《
拍卖法》确实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2.我国《
票据法》第
12条没有如下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我们认为，依该条规定，也可通过法律漏洞填补方法，揭示《
票据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所持的肯定态度。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类型多样，此处应选择反对解释的方法。所谓反对解释，系指依法律条文所定结果，以推论其反面的结果。换言之，即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就其反面所为的解释。由于并非任何法律条文均可为反对解释，而是以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内涵的包含及外延重合为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12]。我们无法直接对《
票据法》第
12条的规定进行反对解释。因为该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属外延的包含即法律构成要件为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不符合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但应注意的是，《
票据法》为民事特别法，属私法的范畴，私法上有一条重要的权利推定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依此原则，除了《
票据法》上明文规定的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在其他情形，持票人均可享有票据权利。以上为据，我们可以综合该法第12条及其他规定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条文的法律构成要件，做为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这一法律效果的统一的构成要件，这样，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外延重合，满足了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我们即可对其进行反对解释，作为其结果：在不违反其他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票据受让人（持票人）从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转让人（无权处分人）手中出于善意取得票据的，可以享有票据权利。这至少说明，《
票据法》不否认善意取得制度对票据的适用。3.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见，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