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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政治哲学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拋弃了古典哲学中对德性的探索而转变为一种“低度的政治”；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实证科学化的努力中，拋弃了作为伦理德性的个体化的技术纬度。从而当我们在理论上陷入到种种关于正义、自由、平等的宏大构想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陷入到政治科学支配下的全面治理之中。政治哲学与全面治理的现实生活之间具有无法跨越的鸿沟，由此构成了政治哲学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暴露出自己的危机。这意味着政治理论不仅丧失了哲学的纬度，而且更主要的是丧失了社会学的纬度。如果说现代社会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政治哲学在现代所面临的困难，那么这种社会学的解决问题从来没有进入到政治哲学的纬度中。于是，韦伯（Max Weber）关于官僚制的组织技术的分析，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监视和书写的分析，以及福柯关于微观权力技术的分析，在政治哲学中除了用来作为对现代性的抽象批判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真正的独立位置。如果用福柯的话来说，政治哲学的危机可能就在于仅仅集中在围绕主权权力展开的权利理论，而忽视了围绕作为全面治理社会的纪律权力。
因此，如果说温斯顿仅仅知道极权的技术而不知道极权的理由，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熟知的是自由的理由，但是我们不知道自由的技术。把《一九八四》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典来读，正是为了在政治哲学中恢复被遗忘的治理技术这种传统的主题，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解剖、解构极权主义的权力技术，而且要发掘、恢复和发明自由的技术。自由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宏大的理论上，而同时应该附着在可操作的技术之上。这正是福柯晚年关注伦理学，尤其是古希腊的自我技术所具有的政治意蕴。实际上，他正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继承了启蒙的传统。
极权主义将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极权的技术组装成国家的机器，而我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抗仅仅限于理论层面，自由主义仅仅限于理论，我们缺乏的是自由的技术或者自由的牙齿。因此，我们当下迫切的工作就应当像《一九八四》那样，在揭露极权的技术秘密的同时，发掘自由的技艺，发明自由的艺术，在不同领域中开辟自由的可能，从而将自由的理念建筑在生活的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奠基在抽象的理论之上。
如果回顾自由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些古代的自由技术失传了，比如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在大学的学术思考中彻底失传了，讲坛不再是启发思考的地方，而是灌输真理的地方；一些古代的自由技术被极权主义征用了，比如古希腊展示自我、个性和美的身体锻炼被纳入到国家治理（比如军队和学校的训练）中，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比如国际体育比赛）；一些自由的技术萎缩了，比如古希腊的演讲辩论技术从公共生活中引退到今天狭小的司法审判领域中，法律修辞技术直到目前才成为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一个主题。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发现人们在追求自由的实践中，尤其是60、7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发明种种全新的自由技术。非暴力抵抗可以说是当代社会中一项最重要的自由技术的发明；通过法律实现自由不仅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审查制度）的追求，也是60年代以来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就；计算器技术也不过是60年代的自由解放运动的产物。正是这种自由的实践，将自由的原理转化为一种自我技术（self-technique）。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需要重新回到古典的传统中，将法律技术和伦理技术纳入自己的思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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