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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意识的层面上，“最后一个人”被彻底地征服了。当黄昏的阳光穿过了牢房的铁窗，温斯顿不自觉地写下：“2+2=5”。但是，这里征服的仅仅是思想上的人，他如同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老人，失败的大旗上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党性没有成为他的人性，仇恨、残酷没有他的人性。他没有被征服，征服的仅仅是思想，在心灵深处，在情感无边的海洋中，他依然保持着裘莉亚的爱，对裘莉亚的爱和对“老大哥”的恨成为他最后的自由。
然而，这样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党要的不仅是你在思想上的忠诚，而且需要情感上的忠诚。“你必须爱老大哥。服从他还不够；你必须爱他。”这是“老大哥”的要求，控制温斯顿的情感就是对他最后的征服。这样的征服既不是诉诸肉体的折磨，也不是诉诸理论的辩驳，而是伸入到每个人神经深处最为隐秘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最软弱的恐怖，对于温斯顿来说，老鼠就是他的天敌。当装满饥饿的老鼠的笼子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剎那间丧失了神志，成了一头尖叫畜生”。他出卖了裘莉亚。
四 政治哲学的危机
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温斯顿而言，他熟知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技术，令他困惑的是统摄这些技术的原理；相反，对于我们这些熟知极权主义治理的人们来说，我们知道的仅仅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原理，但是我们对极权主义的治理技术却知之甚少。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让我们明白，极权主义建立在以建构理性为基础上的知识论之上，柏林（Isaiah Berlin）让我们明白极权主义隐含在“积极自由”的概念之中，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让我们明白极权统治来源于社会结构夷平化过程中公民精神的衰落，阿伦特告诉我们极权主义来源于恐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但是，有谁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治理术是甚么？极权主义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的？这些极权主义统治的原理是通过怎样的技术组合而构成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的？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哲学家，政治哲学追求形而上的一般理论而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排除在外，导致它在对应现代性问题的时候，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古代的政治哲学是围绕着德性政治以及政治组织体制展开的，这两个主题在后来发展为合法化政治和政治体制问题，前者讨论政治的基础，社会契约论、正义论、平等理论就是在这个主题下展开的；后者讨论的是以“民主”和“宪政”为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政治哲学在两方面的繁荣恰恰是以治理术的缺席为代价的。实际上，在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治理技术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家庭和个人的治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往往纳入到伦理学中来讨论，但是，在缺乏现代人严格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区分的古希腊，个人的伦理生活实际上就是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邦的治理首先就体现为对个人的治理、对灵魂的治理，尤其是对君主和家长的治理。然而，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开始的去道德化的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使得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彻底分离，而且使得治理技术与合法性政治相分离。治理技术主题最终被政治哲学所拋弃，变成了与政治哲学毫无关系的政治科学或管理科学，“国家理性”的学说发展为政治经济学和治安科学，由此构成了福柯所谓的权力的法律理论与权力的治理理论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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