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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征服的第二步就是让温斯顿在思想上放弃“2+2=4”的自由原则，真心实意接受“2+2=5”这样的说法。这一层次的改造主要诉诸思想的斗争，身体的折磨仅仅是为了促进思想认识的转变。对于温斯顿来说，“2+2=4”是一个外在的客观规律，一个人如何能够相信“2+2=5”呢？对于这种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必须用哲学的原则来摧毁。党的哲学就是：一个人没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楚现实。你以为现实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个人的头脑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真正的现实只能存在于党的头脑中，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因此，党认为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
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存在绝对不是某些人的利益需要，而是真理的需要，哲学的需要，因而也是所有人的需要。党的存在正是为了克服个人的无知、错误、渺小、死亡，而成为全知、真理、伟大、不朽之所在。因此，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它是我们渺小个人的永恒的监护人。一个人“如果他能绝对服从，如果他能摆脱个人存在，如果他能与党打成一片而做到他就是党，党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全能的、永远不朽”。
文明与人性之恶
在存在与意识、个体与集体这种复杂的哲学关系中，温斯顿还能如何反驳呢？党的统治并不是为了人们的利益或幸福，或者人人自由平等的天堂。在大洋国看来，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主张依然是一种伪善，它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动机，而英社的党尽管在方法上和它们类似，但是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目的：“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
党之所以对权力如此感兴趣，就是因为权力意味着对人的控制，对身体的控制，尤其是对思想的控制，通过对思想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控制。但是，党追求赤裸裸的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的权力，不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而是为了将文明建立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之上：“这种世界与老派改革家所设想那种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恐惧、叛徒、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臻于完善过程中越来越无情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所谓进步就是朝向越来越痛苦的进步。以前的各种文明以建筑在博爱和正义上相标榜。我们建筑在仇恨上。”
这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如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是对人性中恶的遏制和善的张扬，那么这种文明完全与此相反，它是对恶的彰显和善的摧残。问题在于：为甚么文明不能建立在人性恶之上呢？在这样的文明中，没有人性，只有党性。而温斯顿所坚持的“人性”使他成为旧的文明中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在这种新的文明中，人已经绝迹，他处在历史之外。这种关于存在与意识的认识论哲学，这种关于集体和个人的历史学，这种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伦理学，与权力的种种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构成了这些权力技术的原则，构成这些成为权力技术运作的原理，成为统摄这些权力技术的力量，成为温斯顿一直搞不清楚的支撑权力技术的“理由”。
“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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