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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反抗的新支点
正是在思想与身体的这种关联中，温斯顿和裘莉亚的关系发生了转化，如果说温斯顿和裘莉亚第一次做爱是作为政治反抗的“意志行为”，那么第二次之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柔情”，来自情感的爱取代了来自思想意志的反抗。这使得温斯顿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以前对无产阶级或者群众的鄙视。无产阶级可能没有甚么理论，也没有甚么组织，但是他们拥有最朴素的情感，他们并不忠诚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因此，爱一个人，是党唯一不能剥夺的财产。这种爱的力量使温斯顿认识到无产阶级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保持着原始的情感。无产者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性爱生活延续了生命，从而延续了保存“2+2=4”这一秘密的头脑。
在这种爱的情感意识中，原来两种格格不入的反抗——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两代人的反抗、基于思想的整体性反抗与基于身体的随时随地的分散化反抗以及知识分子的反抗与无产阶级的反抗——相互融合在一起。爱的力量突破了所有反抗的界线，并且为反抗带来了新的支点：这个反抗支点不再是“2+2=4”的理性认识，而是连自己都无法改变的人性。因此，温斯顿对自由有了新的理解，自由不再是承认“2+2=4”，而是不出卖裘莉亚，只要自己不出卖裘莉亚，即使承认“2+2=5”都无所谓，这是反抗的新的力量和支点。
三 “最后一个人”：身体、思想和情感
“痛苦面前，没有英雄”
温斯顿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秘密组织“兄弟会”。这是一个和党组织一样具有铁的纪律、为了革命事业不惜将镪水泼在小孩脸上的组织。然而，就在他们接受这个反抗组织的系统理论，享受爱情生活的快乐的时候，他们被捕了。电幕就隐藏在房间里一幅油画（传统自由生活的象征）的背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党如何征服和改造这两个反抗者了。征服的第一步就是让温斯顿招供。在这个阶段，各种各样的酷刑成为最为普遍的征服方式，因为“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不过，对于温斯顿这样的党员来说，仅仅采取肉体的惩罚和折磨是不够的。肉体的拷打和折磨不过是一种威胁，最终要在思想上认罪。因此，以拷打为主的粗汉子警察被戴眼镜的党内知识分子所取代了。尽管后者也采用身体上的折磨，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因此无休止的拷问比拷打更为有效。在这拷问中，让他说漏了嘴，让他前后矛盾，然后抓住这些矛盾追问，直到他说出思想警察想要的东西。
“2+2=5”：党的哲学
仅仅承认自己的罪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承认的罪过可能是酷刑加诸身体的产物，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这样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有可能被后来的人们所平反。这也正是苏联肃反运动中采取的这种拷问技术的缺陷。大洋国的极权主义正是要克服这种拷问技术的不足，它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而要出于自由意志的投降。实际上，这种技术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一个人，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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