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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抗：思想与身体
“2+2=4”
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在一开始就出场了，但是在第一部中，他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将上面所提到的种种权力技术通过人物的活动组织起来。他的故事实际上是从第二部开始的。在这种权力技术网络中，温斯顿思考的是反抗，但是反抗的支点是甚么？这是令温斯顿颇为苦恼的事情，“我懂得方法，我不懂得理由”。尽管他熟悉种种极权主义的种种权力技术，即方法，但是，是甚么样的原则或者理由将这些方法统一起来呢？在这些方法中，温斯顿发现党的哲学否认经验的有效性，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因此，反抗的支点就是坚持“2+2=4”这样的简单真理。
这一反抗原则意味着必须找到那些经历过革命、知道革命成功后历史如何被歪曲或伪造的人。但温斯顿最终发现普通人，或者说无产阶级，并不是反抗的力量。正是基于对普通人或无产阶级深深的鄙视和失望，温斯顿开始寻找在“2+2=4”的自由原则下确立的反抗组织，包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且现在依然在暗中活动的“兄弟会”。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将记忆建立在抽象而关键的历史事件上。
“腰部以下的叛逆”
在寻找“兄弟会”的过程中，温斯顿结识了在革命红旗下长大的裘莉亚，一个肉感、健康、活泼开朗、表现积极、洞悉党内生活技巧的年轻女子，开始了他幽暗的反抗与爱情生活。其实，他们的幽会谈不上甚么爱情，幽会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是一种反抗行为。在此之前，裘莉亚和许多党员睡过觉，温斯顿甚至认为她和党员睡觉越多，他就越爱她，因为这样就能够腐化、削弱、破坏党，这种“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是一种政治行为。
尽管温斯顿和裘莉亚的欲爱成为一种政治的反抗，但是，他们两人对反抗的理解是不同的。尽管裘莉亚憎恨党，但是她对党的批评无法上升到一般的理论层次上来，她的反抗仅仅是因为党禁止她享受生活。这种反抗理念的不同不仅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因为裘莉亚是在党的红旗下长大的，从小就接受了党的教导和理论灌输，而且反映了两种反抗方式或者反抗的风格。温斯顿的反抗是一种系统的、有理论原则、有组织体系的整体性反抗，这种反抗建立在抽象的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而裘莉亚的反抗代表了一种随机的、分散的、偶然的、局部的、机智的、随时随地的反抗，这种反抗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之上。每当温斯顿给她谈起党的理论、英社原则、新话技术和双重思想的时候，她就感到厌倦。但是，每次她都是兴冲冲地来到他们幽会的小屋，就是为了在脸上涂脂抹粉，撒上香水，“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这就是反抗的宣言：反抗正是通过展现一个女性的身体来实现。因此，在温斯顿看来，裘莉亚的反抗仅仅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
裘莉亚的反抗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但是这种身体的反抗与温斯顿思想的反抗是紧密相关的，身体的反抗本身会产生类似于思想反抗的效果。在思想反抗中止的地方，正是性爱本能发酵的地方；在没有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的地方，唯有原始的性本能才能创造出自己独立的自由空间，彷佛唯有这个地方是党所不能控制的。这种不受意识控制的自由比起“2+2=4”来说，要更为具体，更加真实，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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