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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国里，监视针对的与其说是行为，不如说是思想。在这种权力眼睛的凝视中，人们暴露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是一个通过身体等物质条件而展现的存在。如果想在电幕下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就意味着形成一种“本能的习惯”：面对电幕脸部要表现一种安祥乐观的表情。由此，电幕技术的效果则使这种“权力的眼睛”的外部监视通过内心的自我监视来完成。
“新话的技术”
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具有建构生活事实的力量。因此，控制了语言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思想，进而控制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大洋国中所谓“新话的技术”就是控制语言并最终消灭语言的技术。这种技术的目的就是消除一些旧的词语，发明一些新的词语。这种经过删改后的词语变成了“新话”，其目的是限制思想，缩小思想的范围，并最终取消思想。在所有的犯罪中，最难察觉的犯罪可能就是思想罪，而铲除这种犯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取消思想。
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大洋国对词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一些用来表达复杂丰富情感或思想的形容词和副词被取消了，即使不能取消，词义也变得简单明确。有些词进行了改造，因此又创造了一些新词，这些创造是为了减少含义中的联想成分，直接达到其有限的目的。因此，大洋国不仅每年编纂新话词典，用新话来发表社论，而且用新话来改写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等等历史上的文学家的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写历史。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如果说用新话改写历史上的作品可以改写历史的话，那么如何改写还没有进入文字记载的刚刚发生的历史呢？这并不是依赖简单的撒谎，而是依赖复杂的“双重思想”。
“双重思想”
人的日常思维往往依照形式逻辑，是与不是界限分明。这样的思维遵循“2+2=4”的逻辑。这样的思维可能不符合党的需要，但是，党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将谎言当作真话，这种说法不过是隐蔽的形式逻辑而已。党的高明之处在于彻底改变这种形式逻辑，而采用一种辩证思维模式，使得谎言既是谎言同时又是谬误。
就以伪造粮食亩产量为例子吧，一方面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在伪造纪录，这样你才能够根据党的需要来伪造，由此才能做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另一方面，你必须忘记自己在进行伪造，必须将伪造看作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伪造才是真实的。因此，必须在伪造的同时忘掉伪造，这个过程“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就有犯罪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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