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引进的美国大片“speed”有一个很有意味的译名《生死时速》。的确，在高速、高效、高节奏的时代，时间和速度已和生死相关，不少人出现了“晕车”症状，难怪崔健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科技专家的研究、政治家的承诺、企业家的口头禅、商家的广告都早在喋喋不休的喊着一个字：快！人们前所未有的忙碌起来，逐渐丧失了时间感受，变得麻木和迟钝（因为在没有什么刺激让人震惊），所有情趣、欣赏、幸福同传统一样“过时”了。甚至上帝赋予人们的休息娱乐权利也成了不可忍受的重担，人们在忙、累、烦中忘记了时间本身就是生命。欧洲人把一些忙忙碌碌的人称为“Japanese tourist”（日本旅游者），因为他们在小旗带领下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就象索尼公司生产的产品，以精确和紧张的方式旅游，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为严重的是，形象的复制和批量生产，在强化人们的即时享受的同时，却从根本上导致现实感的丧失，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的列车，在知识加速度的推动下将要脱轨。人类越来越无法解决他与日俱增的问题，因为变化步伐中的加速度正把我们推进能量的极限，我们将无法对未来的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反应。”[10]P205总之，人类文化时间由丰富、整体、混沌、永恒的形态越来越挤压、收缩成一条直线，最终被越来越强的压力压缩以致断裂，成了一个个瞬间――零散化的时间。
　　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空间嬗变表现为空间的碎片化，即距离的消蚀与断裂，界限的消解与次序的错乱。由于空间距离的缩短，“地球村”的出现，传统理性宇宙观开始崩溃，审美和社会心理的距离消蚀、断裂，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和潜意识手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学中意识流手法打破了时空次序；绘画中抹杀了画布上的“内在距离”；音乐中破坏了旋律和节奏的平衡，强调永不停顿的“原创性”和“喘息间断”；电影中蒙太奇手法打破了时空单元结构，故事的叙述任意穿插、拼贴，表现了现代生活的断裂与破碎。1996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云端外》（beyond the cloud ），讲述了四个不连贯的故事，从每个故事到整个影片，无处不在向人们展示“隔”：门、窗、空气、电话以及人的心灵。我们每天擦肩而过，却素不相识。发轫于西方80年代初，90年代风靡中国的装置艺术是一种无法归纳入传统绘画和雕塑的先锋艺术，它“注重空间的异在性，媒介材料的权充性以及展示方式的有机性。”[11]P251如1995年7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废弃的校园和教室里，隋建国等人实施作品《新王府井广场》：把一些丢弃的小型裸体雕塑作业汇聚在一起，并施染粉红颜色，与蒸蒸日上的高楼大厦形成特殊景观。现代摄影艺术在“消费主义推陈出新的虚假需要下”，“向大众炫示了他者人情事物的千奇百怪，以满足社会的猎奇心理，来调剂枯燥、庸常的生活状态。”[12]P259空间的嬗变最深刻的体现在后现代建筑上，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是无法解读的迷宫，如果说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还有标新立异的特色的话，九○年代中国大都市建筑则已非个性化、“无名化”。人们“毫无诗意的栖居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苏芮的《蜗牛的家》则唱出当代都市人的感受：“在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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