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更是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字方面。例如，慢走的“慢”字在日本的意思就是双人边的那个“徐”字，“徐行”，很古雅，很古典，日本保留了许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学好。朝鲜人学习学习，然后给我们来朝贡，我们过去讲他们都是蛮夷之邦，大家看《西游记》，《西游记》体现了很强的文化自豪感，我大唐上国到你这个国家来，你看孙悟空见了某一个国家的国王的时候，唐僧三拜九扣，然后孙悟空就站在旁边，不拜不扣，然后就有人说，这不行啊，孙悟空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国王啊，悟空的观念就跟现在的货币价值一样，你这种国家，你们的国王就相当于我们臣，你们的臣就想当我们的儿子一样，虽然我们在大唐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但是到你们这儿来也相当于你们的国王了，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就像一美圆折抵八块人民币一样。所以文化自豪感非常强烈，就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对自己文化的一种观念——我就是老大！利马窦到中国来，给中国皇帝献了一份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中间，我们就非常高兴，哎呀，中国确实是中国啊，在全世界的肚脐眼上（笑声），你说这个国家不叫中国哪个国家能叫中国？我们长期的这样一种观念，所以很难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表示接受，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比我们低下的，为什么说西方的文字是一种弯弯曲曲的东西，后来有人说那就是孔子西行的时候，有外国人问他怎么写字，孔子说，你看呀，孔子骑在马上，马的小便时是弯弯的，所以外国的文字就弯弯扭扭的，我们这种文化是一种不能适应，1840年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心态上没有办法适应，越没有办法越自负，越自负就相信自己能战胜他们，但是每每战胜不了他们，这真是中国人面临的一种巨大挑战，更可怕的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西方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坚船厉炮，他们背后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存在，中国第一个出使英伦的，在英国作大使的人，郭松涛，一个湖南人，一个开明的官僚，那个时候到英国当大使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不像现在，到英国去留学是何等的光荣，到英国去做大使更了不得，那个时候谁要到英国去，就是到蛮夷之邦，在北京的湖南人都觉得，这个家伙你看，到鬼子的地方去，太叛徒了，太糟糕了，而且慈禧太后接见他在临走的时候，特意问一下他，家里是否上有老人在。他说：“都已俱亡了。”父母都不在了，慈禧太后流着眼泪说：“那就好那就好。”（笑声）她想起父母在不宜远游这样的说法，所以父母都不在就可以远游了。所以那种痛苦流涕的，就像一副昭君出塞的那种观念，那种思念在那里体现。但是，他到了英国之后，一下子感觉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这对传统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震撼性的东西，他发现了英国的国王，英国的国王但是他没有太多的权力，英国的议会在相互的辩论，相互的就国家的事物进行辩论，一下子他发现，英国富强的根源到底在哪，君主和臣民间没有隔阂，大家一般没有问题。君主并不是说我有这个权力，就是无限的权力。而君主是受了严格的限制。再后来，到英国去的严复，著名翻译家严复，有一次到英国去之后，养成一种习惯，到法庭上听案子，听审理，他喜欢听判，好在英国的司法比较公开，不象我们国家，外国人到法院听听案件还要外办同意，他们就不需要，他们就可以到法院听案件，听了几回下来以后，找到郭松涛了，他说；“我现在真就感悟到了一种英国的富强的根源，在英国的法庭上，每天都在申张正义，没有人可以在法庭上说我的权高势重，我是国王都不可以不符从法律的裁判，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公理的裁判，因此导致了正义每一天都在申张，这样的国家能不富强是很难的”所以，严复认为英国富强地根源在他们的法庭，所以早期的中国人一开始就觉悟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能明确的看到，人们就会说，我们只是船炮比不上西方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不上西方人，我们的文化可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面临着5000年未有之穷竭巨变，我们面临着中国道路的彻底改变，这些都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奠定了基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整个治理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引进西方的制度来借鉴一整套所谓的现代的国家制度，现代的法律制度，我们有了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The People’s Congress,“congress”就是议会的意思，我们号称是人民政府，我们国家总是强调自己的人民性，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警察叫中国人民警察，简称民警，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都知道小时候有个人民公社，我们读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到人民银行办理有关人民币的业务，我们有人民大学，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们得病到人民医院治疗，我们死了到人民火葬场火化。（笑声）哎呀，这个国家到处都强调人民，人民。其他的民主国家通常不强调人民，反而强调王国。荷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瑞典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的名字里边并不包含people。北韩民主，朝鲜，人民民主朝鲜。南韩就叫大韩民国，大韩民国这个官方名字里的republic,台湾的是republic of china,我们的叫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所以看越不民主的国家就越强调自己的人民，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我们不断的引进，学习西方先进东西，但在引进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虽然说引进西方的东西，但这个东西表面上是引进来，实际上它的精神并没有被引进来，我们没办法把这样一种精神引进来得时候，我们发现剩下的却是一个空壳，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法律文化在不断的改造着我们引进来得东西，使得我们引进来的东西变的非驴非马，有时侯传统的东西改造引进的东西，有个例子，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被引进中国，我们的话剧还是经常有人演莎剧，现在黄梅戏也被改编了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的人物改造成为中国古典的人物，也是公子落难，小姐后花园相会，到了最后中国传统的戏剧观念怎么结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头，具体到话剧里边我们看尤其是商人，在原来的那个莎士比亚的意义上是非常复杂的观念，夏洛克并不是那么残暴，而安东尼也不是那么高大全的人物。但是中国传统的戏剧观念就是强调一种黑脸白脸，非黑即白，我小时候看电影问大人说，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其实连问都不用问，因为坏人长得样子都不对（笑声），坏人鬼鬼祟祟的样子，好人都是样板戏。古典戏剧也是这样，好人脸谱都不一样，坏人中间有一块白，这就是坏人的形象，有时候不经意的就被改造了，导演在选演员的时候，他有意识的就选了长得张嘴鼠目的演员演夏洛特，选像濮存昕那样的演员演安东尼奥，但有的东西在中国影坛上，莎士比亚发生了扭曲，以中国传统的戏剧观改造了引进来的东西。政治制度也是这样的，我们有了人民代表大会，他本来应该是议会呀，应该有争论的，有辩论，甚至有些国家都打起来了，但是我们的议会从来不争论不辩论，我们的大会开3000人的大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3000人的大会，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party，每年聚会一次，我们人大代表坐的时候很奇怪，黑龙江代表团，安徽代表团，山东代表团，他是一条一条的坐，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种坐法，后来想想也是，左右都不认识，也没法交流呀。为什么没办法交流，没办法交流就没办法结合小团伙来进行分工，然后开大会集体讨论三千人的规模，没办法进行真正讨论，可一点不讨论就太不象集体议会了，于是就分组讨论一分组就是各省代表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回单位进行讨论，然后讨论过程中就会发现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三架马车高高在上主持会议，省代表市代表模范坐在下面还很兴奋的样子（笑声），但不能乱说话，现在还兴请个领导人来讲话，李鹏委员长参加了，大家还要踊跃参加讨论提问，其实都是安排好的吗（笑声），李鹏委员长认真的记笔录还不断发话，讨论氛围非常活跃，大家发言结束后，李鹏委员长还发表了重要指示，李鹏委员长首先给了辽宁省近年来的工作充分的肯定，这就是议会？这根本就不是议会，但是我们又叫它立法机关，我们说它是立法机关，但它又不能履行立法机关的职责，这样一种情况它的意义又如何呢？它到底怎么了，那我们引进这样一种制度干吗呢？三千人来北京开十几天会，就是为了一听，二看，三通过，我们开这样大会干吗？今年的会议缩小了一天半，节省了好几百万块钱。我说，那要一天不开更节省钱，开这样的会议干吗？我们看到的这些方式到了中国之后，完全被改造了，被扭曲了，被改造得简直面目全非，根本不是这种制度应有的一种形象，一种功能，那么，我们能够再一次感受到我们的国家5000年的历史，文明，它的强大的一种传统的力量，他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像《围城》里讲的，中国人硬是厉害，西方的东西进来一件毁一件。被我们一件一件的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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