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这个社会从前有没有法律情节，我们的古典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用怎样的方式调整社会，我们是一个新的职业吗？我们这样的一种职业或者法律教育在100多年前，是否存在，著名翻译家林纾，福建人，（和严复是老乡），是少有的翻译家，他不懂外语，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他成为翻译家， 他就是请了两三个外国的助手，给他讲这几本书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他用笔写出来，而且用他自己的文字来斟酌，来翻译成中文，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翻译家，钱钟书先生的考察，证明他的翻译有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他翻译的那些错误往往是那些助手造成的，他翻译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自己的文章写的漂亮，他有很好的一种想象力，钱先生还说他的翻译起到了一种很难起到的功效，他激发了一个人的好奇心，你读他的一本，有些他的描述非常的奇特，不可思议，钱中书说他小时候学外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看了林纾小说以后，就想着小说人物到底是怎么写的，真想看一看外国人原来的文章是怎么写的，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他特别好奇，钱先生说的外语特别好，是中国人当中是少有的说的特别好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文，全部都是非常精湛的，文革后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那一口伦敦腔把别人震慑的简直是一愣一愣的，他从回国以后就再没有出过国，但是那一口典雅的英语简直是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一个人问他关于德语文学问题的时候，他用德语回答这个问题，用法语问的话，他用法语来回答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太吓人了，还有一方面可以说是天才的地方是，大家知道他在围城了说的非常确切的描述。那么林纾先生当年翻译很多的小说，其中有一部小说叫《理获大梦》，欧文.华盛顿的小说，讲的是有一个人上山上学，走在山里面遇到一个人，跟那个人在一起聊，聊着聊着他好象睡着了，睡着以后下山，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发现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有许多他当年认识的人都死掉了，许多年轻人他都不认识了，因为他这一觉醒来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我们说在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一下都死了，后来一觉醒来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后了，他会发现中国社会真的是沧海桑田，沧海桑田这个词真的是失去了夸大意义，因为这个社会太不一样了，人们说的话全都听不懂，比方说他到一个地方，叫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是什么东西，他知道有个地方叫衙门，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叫法院，他一看，里面的情况全部和他熟悉的以前的衙门的情况不一样，衙门里办案子不是打板子吗？当事人不是跪在法官的面前，前面这个法官穿的法袍又不是包拯穿的他习惯的那套服饰，比如那时候的律师，律师不是讼棍或者叫讼师，那个时代讼师是不可以在法庭上出现的，他只是地下工作者，帮着做一些地下工作，不能在法庭上出现，而今天在法庭上有一批人，好象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代理他所谓的当事人，一系列的法律概念法律术语听不懂，什么叫无罪推定，
刑法，民法，诉讼法，这是什么这根本就搞不懂，他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你们知道中国近代法律术语基本是来自西方，而且基本上是转口贸易，从西方到日本，日本再转到中国来，我们要把日本的那些概念翻译成程序，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破产法，有一些概念到现在我们和日本上的理解是不大一样的，中国人理解不了为什么用经济这个词来翻译economic,中国古典时代的经济（你们知道）经国济事，是政治词，但是日本人硬是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经济学，搞的中国人当时非常的困惑，后来我们再说经济学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是政治学的意思，我们经济学讲财政，讲税收这些东西，法律方面有一些概念，也令人困惑，比如说破产，什么叫破产，破破烂烂的产业叫破产，也搞不懂。假释，假释是什么意思，假装释放？这个概念和我们的中文习惯词汇不太一样，原来日本词汇里假这个词有暂时的意思，所以这个暂时释放翻译的挺精准，在中国人的语境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表达，大家知道取缔在日语里是管理的意思，比如说经理，在日语中叫取缔意，是管理者，到了我们这里是取缔法轮功，取缔--在这里不是管理法轮功了，而是把它灭了，但大量的这种词汇引进到中国来，我们法律的词汇（大家可以看）有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里面列出来许多词汇是中国人从日本引进来的，你可以看到里面多少法律词汇，我们今天法律界所使用到的，见惯不怪，已经习以为常的，对于我们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那么这样一个从100多年前的变化可以说是两千年来的未有之穷竭巨变，两千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西方列强到中国来所提出的挑战，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从没有遭受过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中国社会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危机，一些挑战，比如说第一次大的变革，是从井田制向郡县制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形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具体条件认识到，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曾经受过外来文化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影响着我们的国家，佛教传到中国来，对中国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时候我们讲理智，但这种东西也是很有力量的，佛教传到中国开始时，包括皇帝都喜欢佛家的学说，因为古典思想非常偏向于纯粹世俗的思想，比如孔子的论语，这本书基本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隔壁的一个老头，礼之用和为贵，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叫孝道。孝道最重要的不是你给你的父母钱，给他们饭吃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必须有一种非常好的表情，非常好的心态对待父母，这是最重要的孝，而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一种支持。孔子天天讲的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没有考虑一种更加韬略的东西，你看不到我们是如何理解人是怎么来的，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他对于佛与怪，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基督教告诉我们是上帝造出来的，我们要忏悔，我们要审判，上帝降临人世间来拯救，然后我们需要一种救赎，描述未来的天国，未来的地狱，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神学的体系，都是在中国古典思想里特别缺乏，我们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最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东西，只有文字之间的关系。不去考虑这些超越人的经验的东西，人的经验所感受到的东西，孔子不大感兴趣，儒家学说也不大感兴趣，于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你怎么来解释人，然后到哪里去，我将来还会回来吗？今天我们到北京农学院来看到校园这么美，但是想想再过几十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到哪去了？我将来还能回来吗？我是否能化作一只小鸟回来看看农学院发展的这么好？大家知道，死亡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死后到哪里去是要有一种解释的，这个解释也许不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科学只告诉你人死如灯灭，我们还是想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能面对死亡还如此慷慨，还能微笑面对，这点很重要，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而有了宗教信仰你就会觉得很好，该死的时候就死了吧，死了以后家里也不会感到很痛苦，中国传统思想里缺乏这样一种思想，如果这个民族没有神，也就没有人，人就变成魔鬼一般，人除了信奉金钱和权利以外，不相信别的东西，他没有任何敬畏感，他无所谓。整天上上下下充斥着谎言。这是一个国家很可怕的一个东西。但是，在汉朝前后，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人们都去信它，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君对于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直是根深蒂固的，而任何宗教，（我们看）三大宗教，基本都是对宗教的评价是无父无君，压低君主的地位提高宗教的地位，所以基督教传到中国后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另外佛教这套思想重视一个程序，重视一个形式化的东西，比如说念经打坐，不吃荤，不近女色，这些都变的很严格，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传统的思想也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开始改造，大概经过了800年的时间对佛教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结果使得佛教变成了禅宗。中国佛家的思想是禅宗，讲的是一种人的顿悟，不再一味的修行，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反而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还什么修行呀。什么不近女色，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过河，看见一个姑娘站在河边在那着急，河水太湍急了，过不去。然后老和尚见状，二话不说，将姑娘抱起来就过河，过了河，把姑娘放下，两个和尚继续走路，小和尚心理就想：我师傅给我做的什么表率，佛家讲究不近女色，我师傅搞这套抱着人家就过，这还了得？最后到傍晚时候，小和尚实在忍不住，就问师傅，问完师傅后，师傅哈哈一笑，说：“天那，我早就把他放下了，难道你还抱着她吗？”（笑声）所以传统的佛学被改造成中国的佛学，用中国文化改造另外一种很另类的文化的过程，中国文化接受了一种挑战，同时也成功的把这种思想中国化，我们看到的是双向的改造过程。外来的东西变成中国的东西，中国又把外来的东西改的面目全飞，但是中国总算在这次改造的过程中挺过来了。但是1840年这一次可不一样，从前中国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文化挑战，你们也知道过去很早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受过西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基督教，西安有一个碑林讲的就是基督教到中国，但后来信奉这个宗教的人就消失了，明朝时大量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利马窦的墓在现在中国党校的后面，他是中西文化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从广东韶关登陆到中国传教，他学中国的语言，和当地人学当地话，他以为学的是中国话，结果学了一口广东话，咣咣咣咣的。（笑声）但是也没有将基督教传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