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国的《
合同法》中存在哪些证据规范？合同法规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为证据规范？
第二，如何评价《
合同法》上的证据规范？未来的民事证据法应当如何回应
合同法的规定？
二、
合同法上的证据方法规范
合同法上的证据方法规范源于实体法对合同形式的规定。 合同形式是当事人合意的外在表现，是合同内容的载体；现代社会虽存在着从重形式轻意思到重意思轻形式的逆转，但合同形式始终未丧失其应有的地位。正如崔建远教授所言：“重意思不等于完全否定形式。法律难以评价纯粹内心的意思，只有意思以一定载体表现出来，即有一定形式，能被人们把握和认定时，法律才能准确地评价。所以在任何社会，合同形式都不可或缺。” 合同形式一般有法定形式、约定形式和推定形式之分，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形式兼采要式与不要式主义，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其中具有证据规范意义的是法定要式和约定要式。依口头形式或推定形式订立的合同尽管可以通过人证、物证（如样品买卖中的样品）方法来证明，但
合同法中并无与此相关的可以称之为证据规范的条文。故而进入本文讨论主题的证据方法规范仅限于合同的法定或约定要式。
在学理上，法定要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某种合同的订立应当采用的形式。其功能在于：对于当事人而言，有证据目的或警告目的；对于第三人而言，俾使其知悉交易的存在；对于社会公益而言，具有公示性，有助于办理登记、处理纠纷或征收流转税、契税等。 约定要式是指当事人对于无法定要式的合同，约定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且一般于合同成立前由当事人在要约中声明，但也有约定于合同成立后履行一定形式的情况。在实践中，最常见、最普遍采用的要式合同为书面形式的合同，其表现形态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以及其他任何记载当事人要约承诺和权利义务内容的文件。
在民法学者看来，合同的书面形式主要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对书面形式的性质有成立要件说和生效要件说之争。成立要件说认为，书面形式是判断某个要式合同成立或不成立、存在或不存在的前提；生效要件说则认为，书面形式是使已成立的合同发生完全效力的必要条件。 还有学者认为，考察书面形式究竟系合同成立要件抑或生效要件，应当探究立法意图，依据立法规定来具体认定。在不同情形下，书面形式可以分别构成合同成立要件或者生效要件或者效力对抗要件。
民法学者的探讨无疑具有局限性，这就是：在实体法的范围内揭示书面形式的法律效力，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忽略实体法上的要件事实在程序法上的意义。任何实体法上的要件事实──无论是合同成立要件的事实，还是生效要件的事实或者效力对抗要件的事实，在诉讼法上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证据方法的事实，换言之，书面形式虽具有形态各异的实体法效力，但在
民事诉讼法中却共同指向同一证据方法，即书证。因此，在研究书面形式的证据方法性质时，我们应当超越民法学者的争执，就民法学者存异之处探求证据方法的共同规律。
与书面形式相对应的证据方法，为书证。书证又分为公文书和私文书。 一般来说，书面形式的合同多采用私文书，但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时，书面合同以公文书进行，例如经公证的赠与合同（《
合同法》186条）。对于
合同法未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而当事人订立了书面形式的合同，如发生争议，该书面合同“实际上只不过是证明双方确实达成了协议的证据” ；而且，在这类书面合同非因当事人的故意而在诉讼前被销毁或灭失时（若在诉讼中故意销毁或灭失，则按妨碍举证处理），当事人完全可以运用其他证据方法来证明，如申请证人证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