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老百姓，我们是公民
王怡
【关键词】公民社会
【全文】
王怡
从市民到公民
可以这样说，27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市民的诞生。作为一个立宪政体的地基，市民社会逐渐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站立起来。我们变成了斤斤计较的市民，在交易之中去获得个人的尊严、权益和成就，并在交易的锻炼中，慢慢懂得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正是市场，使人们一面摆脱了梦魇一般的某种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但另一面也意识到自由不等于自我中心，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仅仅存在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当中。一个最现实的经验是，除非你有特权，否则没有笑脸就没有交易，没有平等和尊重，就没有私人财富的累积。
这正是一百年前旧中国的第一轮思想启蒙中，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的大义。在我们与他人之间有什么？27年的经验使我们回答：世上的一切财富，都存在于我们与他人之间。不投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人，就是无产者。之间我们叫做市场。市场上的人们，叫做市民。市民的集合，投射到政治上的一个身份，就叫做“老百姓”。
但在我们与他人之间，除了市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空间叫做政治。这个空间中的人叫做公民。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可能需要更严肃和激烈的讨论，但政治改革的目标却毫无疑问，就是公民的诞生。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社会，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动的社会，是私人利益的卑微的集合体，是交易和财富都无法在公共领域获得最终保障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伟大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因此一个共和国的政治，也是公民们的政治，而不仅仅是由官僚和国家机器操持的政治。
一个公民社会所对应的政治概念，不是狭隘的官僚政治，也不仅指一个狭隘的国家权力的运作领域。公民们的政治，是一种公共政治。什么是公共政治呢，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有一个既非私人交易、也非私人情感的空间，那就是公共政治的属地，是公民出没的地方。新共和主义者阿伦特甚至把这样的一种政治概念，称之为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在她看来，那种规划于密室、仅仅与公共权力或各式制服紧密相连的政治，反而是一种虚假的、“反政治”的政治。因此，当近年来舆论和媒体频繁的讨论乞丐、乙肝带菌者、失地农地、拆迁户或足球俱乐部的权利、讨论郎咸平的喊叫、高耀洁的泪水和孙文晔的四合院，讨论一切牵动人心的公共话题时；当杭州的刘进成用白大褂印上
宪法、另一些人穿上印着“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的T恤、而我的朋友李彪常年在自己的胸口上别着“以诚待人”的自制像章时，或当上海的胡愚文根据《游行示威法》持之以恒的向政府申请游行、民间绿色组织和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质疑着三峡大坝、怒江大坝、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当“姚立法”年复一年独立参选，拿出一部又一部议案，陈思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日复一日举着牌子企图挽救自杀者时。对于他们最贴切、也最荣耀的一个称呼，就是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