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股份制试点，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是一个新事物，但对于全世界来说，却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二次大战后，国有化浪潮席卷西欧发达国家，它们的国有资产大多数都是以股份制和控股公司进行运作的，他们与现在中国主张股份制改造的人们一样，对国有股份制公司与控股公司寄予了厚望。在这种热望中，西欧发达国家国有控股模式走了30年，其无法解决的弊端终于让人们彻底清醒。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不惜血本将这些国有股份制公司或低价出卖，或无偿赠送，以确保国家与社会财产配置最佳化，获得久违的市场效率与公平，史称“私有化浪潮”。西欧发达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的经验，以及前苏联、东欧自身控股模式的失败使得其经济改革方向明确化，这些国家不再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抱有幻想，而是直接采用了“私有化”措施，以抵消公众的不满，少走了弯路。总之，无论是西欧发达国家，还是前苏东，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国家最终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私有化。
中国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要求在推进股份制试点的同时，继续探讨国有制的其他实现形式。换一句话说，尽管所有国家的股份制实践已经证明：国有公司搞股份制不仅不是最佳路径，而且是比私有化更加低效的一条路径；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它既能维护国有制，又比原来的独资、合伙要高效，有继续推行的价值。虽然为股份制的高效而放弃国有制，在当时的政治家看来是因小失大，但维持国有控股模式的做法也非两全之策，因为增加控股层级对解决“四大难题”毫无助益。根据西欧发达国家与前苏东的经验：国有财产走股份与控股公司之路，社会公众的忍耐度顶多是30年，过了这个时间段，国有股份制财产就只能走向私有化之路。股份制在中国，如果从1978年算起已经有26年，从1993年
公司法颁布时算起也有11年。换一句话说，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社会公众对这种简单的在股份公司之上再叠股份公司的“夹层改造” 最多还能忍受4～19年。
因此，对中国政局来说，股份制能走多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住国有制，必须在4～19年内发现股份制以外的其他更加高级实现形式。这也是我国为什么要在推行股份制的同时，号召大家继续探讨国有制其他实现形式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这种更加高级的形式就是信托制。
3、 微观层面可以考虑选择股份制，宏观层面应当选择信托制，这是国家的性质、宪政机制与财产增长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