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市管县引起的矛盾不在于市管县本身，而在于省与市争权。
县级机构大多对市管县体制不满意，希望恢复省管县体制。他们的不满意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市管县以后婆婆多了。在省管县的体制下，省是一个婆婆，地区行署仅仅是婆婆的代理人，算半个婆婆，县上面只有一个半婆婆。实行市管县以后，市是一个婆婆，省仍然是一个婆婆，甚至是太婆婆，县上面就有了两个婆婆。办事不方便，县级机构当然不高兴。
市管县以后如果省不再管县，或者是上面不再有省，县机构就不会有意见了。央辖市也是市管县体制，并无不当之处。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央辖市，自从成为央辖市开始就管辖若干个县，几十年来，被北京、上海、天津管辖的县对市管县体制从来没有意见，从来没有人说这种体制不好，从来没有人要求改变这种市管县体制。因为这些县上面只有一个婆婆，没有省这个太婆婆和婆婆争权。
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父母子女关系往往搞不好，是因为在这些家庭中隔代亲规律会发挥作用。县机构对市机构的不满和对省机构的崇敬是另一种隔代亲——管理上的隔代亲的表现。
第三，在现行
宪法体制的大框架之下，取消地区（盟）行署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市管县体制。
行署是不符合现行
宪法的一种机构，不应当长期存在。行署虽说是省、自治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但是，它与一般的派出机构大不相同。比如一个省派驻另一个省的办事处，也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这种办事处一不能收税，二不能动用警察，三不能任命干部，是一种纯粹的事务性机构，所以，它的设置不需要有直接的
宪法依据。行署恰恰相反，一可以收税，二可以动用警察，三可以任命干部，是一种政权机构。既然是政权机构，它的设置就应当有直接的
宪法依据。村委会是一个有政务、无政权的组织，权威、地位远远小于、低于行署，但村委会尚且有直接的
宪法依据，而行署却没有直接的
宪法依据，这显然不是
宪法的疏忽，而是行署本身是不合理的存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