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纷争皆与利益相关，无论利益乃情感的、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城市规划遭人诟病、引发纷争愈多，愈益表明其在安排或调整利益上的机制存在功能不足之问题。因此，《
城市规划法》有关政府制定城市规划的实体规则、程序规则，皆有慎重反思和修订的必要。
就程序维度而言，当引入利益参与机制。既然城市规划乃一利益安排或调整过程，既然政府作为假定的公共利益代表者在如何确认、重视、协调具体的不同利益上存有局限，就应给予可能的利益受影响者介入这一过程的机会和权利。把城市规划制定过程视作各方利益充分主张、交流以及妥协的平台来设计，即便不一定获得令所有利益皆满意的所谓“正确”决策，亦可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可能的利益纷争。搭建这个平台的法律程序之核心，无非征求利害相关人的意见。
一方面，对利害相关人当作广义界定。组织化的利益群体（如环保组织、文物保护组织）和未经组织化的利益群体（如特定区域的居民或企业），甚至法律规定承担维护特定公共利益（如交通管理）的政府部门，都可列入利害相关人的范畴，只要他们针对某项拟定的城市规划决策，提出了某种切实相关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具体的城市规划决策，当分决策之轻重缓急，而定应当遵循之征求意见程序。有正当的公共利益理由必须在短期内及时作出决策的，可以采取非正式的征求书面评论意见的程序。否则，应以听证会方式召集各方利害相关人，就拟定的具体规划决策进行充分讨论和对话。鉴于城市规划决策少有紧急情况的，听证会方式可谓至关重要。
就实体维度而言，应确立信赖保护和比例合理原则。信赖保护是指人民对政府行为或承诺的正当信赖必须予以合理保护，以使其免受不可预计的不利后果。城市规划绝非一成不变，顺应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城市规划亦是政府的一项决策，自其作出以后，就在社会中具有一定之拘束力，民众也会对其形成正当的信赖，并据此安排自己的生活或经营。城市规划的变更势必影响民众这一信赖以及基于信赖而获得的利益。因此，城市规划的变更除遵循征求意见之程序外，应当明确：第一，若变更可能赢得的公共利益，明显小于利害相关人因信赖而形成的正当利益，可考虑不予变更；第二，若公共利益理由充分、规划确需变更，可考虑（1）变更后的规划留有一定的生效期间，以使利害相关人根据新规划重新安排生活或经营；（2）对确实造成的利害相关人正当利益损害，给予合理的补偿。
与信赖保护关联、但有其独立价值的另一实体控制标准乃比例合理原则。这个原则具有三层涵义：第一，政府采取的手段确实可以实现政府希望实现的目的、目标；其二，政府采取的手段是在各种可选择的手段中对利害关系人权益最少侵害的；其三，利害相关人的利益损害不应超过政府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之所以称比例原则与信赖保护有关联，因为，该原则要求政府决策所考虑的利害关系人权益中包括信赖利益在内。比例合理原则若在立法中得以确认，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会更加充分。假设政府拟定的城市规划中打算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准备穿过一片居民区，为此，可能需要动迁。但是，如果这条公路可以绕一下弯或运用高架方式、避开居民区，即便在建设方面需要多支出一些成本，也可以成为对居民最小侵害的方案。甚至，在建设成本中还可以减去动迁费用。政府原先拟定的城市规划方案就有重新设计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