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形式采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军队）相结合、而以地域代表制为主的代表制”，但在1954年，职业代表的比例更大些。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虽以地域为主，但在代表名额分配到各地方后，地方是在确定每一地域应有多少名代表名额后，再以社会集团为基础进行名额再分配的。如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对于台湾、解放军、少数民族、华侨和妇女代表的名额数量或比例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又如，选举法第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的原则自行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确定了地域基础上人大代表的社会集团利益代表特征。
3 对于上述两种代议制形式的具体区别，请参阅赵树民：《比较宪法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457页。
4 见1997年3月7日《人民日报》。
5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见1999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6 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7 对于第一届人民政协的性质，周恩来曾在政协筹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它不得不更加谨慎。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见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从这段话中，可以推想到，当时的人民政协实际上起着临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事实上，当时国家的重要法律，如起到临时
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是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土改法》等法律文件，以及其它重大决策，就是在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参见王树棣、柏福临、杨淑娟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3页，第38～42页。
8 按照洛克的人民主权学说，在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人们都处于“自然状态”中，只有经过人民自由同意，“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法律必须经过人们授权组成的立法机关制定，人们才有服从的义务。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4～55页。
9 关于政治协商和政治监督，参见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10 如列宁所说，新生政权下没有必要限制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作用，因为“……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2页。
11 参见魏克智、刘维英主编：《香港百年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423页。
12 1961年以后，由于内地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大量内地居民入居香港，使人口从200万激增至300万，于是港英当局开始采取了限制措施。参见郑定欧主编：《香港辞典》，“人口规模”条，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