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的这种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却使其成员获得了一种“超然物外”的
宪法地位：他们可以在广泛的领域内运用其政治智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有份量的政治影响。对于政协委员的这种超然地位，应理解为是他们的政治优势：他们不用像全国人大代表那样去遵守必要的政治纪律和游戏规则，因为他们本身就在政治游戏之外。香港的政协委员当然也具有这种地位和作用，可以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理解港区政协委员作用的基础。
二、港人进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历史回顾
1. 香港与内地交往关系的历史演变
自从香港于1842年正式割让给英国之后，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制度深受英国影响，逐渐形成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两地人民在历史、血缘和社会上的联系是割不断的，百多年来，民间的社会交往一直不断，香港人民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此，直至1961年，香港与内地人民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和密切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的自由往返，两地的法律均不禁止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自由进出香港；第二，内地人士通常不能担任港英政府内的任何职务；第三，香港人士可以在内地担任某些政府职务。
对于香港和内地两地中国人之间的亲情关系，英国殖民主义者自占领香港以后，也没有予以否认。英国当局在香港最早发布的正式法律文件——1841年2月1日的《赤柱村布告》——中认可所有华商与中国船舶赴港贸易一律特许免纳任何费用赋税，在以后的《广州和约》、《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等文件中，也均没有限制内地中国人赴港工作、居住及民间交往的条款。111961年以前，港英当局并不限制内地中国人进入香港工作、学习和居住。12内地与香港的这种人员联系，不仅使香港在过去得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避难所，也使内地人民与香港人民之间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日后的回归奠定了情感方面的基础。在这种社会联系中包括在政治上的联系，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在政治上心向祖国，关心国家政治的发展。即使在港英政府采取限制措施后，这种联系亦未中断，为港人进入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奠定了社会的和法律的基础。
在英国政府的管制下，为殖民统治的利益，港英当局通常不允许内地人在其政府中工作。所有在港英政府中任职的中国人，必须是香港本地居民。但是，出于相反的考虑，中国政府则认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的中国人是中国公民，因此，香港人士可以在全国性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例如，港英政府中第一个华人行政局议员周寿臣，出生于香港，任清政府官吏多年，1922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1926年任行政局议员，抗日战争期间出任“救国公债香港分会”主任，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授予他以三等采玉勋章。13在港英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的香港居民，还有可能在内地兼任中央政府顾问等职，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官伍廷芳在1879年任署理律政司，1880年就任香港开埠后的首位立法局议员，后任李鸿章的幕僚。14又如现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任港英末代行政局议员的同时，还在1992年受聘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港事顾问。15
港人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以及港人担任中央政府职务，并不是说两地在政治制度及政治事务上可以互通有无，互相配合。这一事实仅仅表明，香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人进入中央政府机构任职是国家统一的一种象征。然而，在“一国两制”方针确定以前，港人在中央政府中任职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
宪法地位，究竟起何
宪法作用，并不是十分明确的，问题只能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