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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育敕语》由天皇署名发布，超脱于一般国家制度限制之外，这固然表现了专制王权的性质，但也符合造就有德公民的一个规律：教育在作为德育手段时不能常变，不能使道德教育随政治形势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经常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传统本无优劣之分，甚至可以说特定民族的道德对这个民族来说总是优秀的。在其他民族的人眼中，某一民族传统的优秀与否往往表现在这种传统在这个民族中传承时间的久暂。一种这样的优秀传统往往要历经百年以至千年方能形成，可破坏传统与毁坏一件宝物一样容易，不需很长时间即可做到。这方面我们是有很深刻的教训的，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官方总在试图破坏旧道德以提倡一种“崭新的”道德，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如何行动才是道德的了。
第五，事实上，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参与建设的人们都是在《教育敕语》主导的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前面谈到，这种教育制度以“忠孝”为基础和核心。不过，如果更仔细地考察，所谓“忠”，不过是“忠君报国”两方面内容的缩写而已。假如国一日无君了，忠君转化，报国之心便可能覆盖忠字的全部。 事实上，“忠孝”去除其封建的糟粕，就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它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协调一致，二是教导人们循规蹈矩、各安其份。如果社会处于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状态下或有这种理想，肯定有利于国家的快速进步。我国缺乏的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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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发现日本是一个现代与传统、西方生活方式与东方价值观念并存的社会。我们都熟悉“不破不立”的成语，而在日本则是“不破而立”，也即指日本社会在传统儒家道德戒律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国家的现象。这一点是值得引发儒学之源的中国之学人的思量。
在阅读有关《教育敕语》的历史和资料时，总觉得当时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使人想起中国的“文革”。中国人现在想起“文革”时对领袖的崇拜和对“红宝书”的推崇，即使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也会觉得恍若隔世，因为绝大多数人已经从心底里否定了它。但在日本，既然政治上从未彻底否定天皇制，所以我们还能见到那种愚夫愚妇对神的顶礼膜拜，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虽说《教育敕语》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关键影响，但不应忘记，它本身就记录了日本传统道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些现代日本人身上看到《教育敕语》的阴影。爱尔维修认为“道德的人完全是教育和模仿的结果”。 在自由与生命同价的时代，对天皇山呼万岁或者对领袖的歌颂是否仍能培养道德的人呢？
二○○三年三月
【注释】
原文见片山清一编「資料·教育敕語」，高陵社書店，1974年東京第一版，第15页。
原文见片山清一编「資料·教育敕語」，第16页。
米庆余 著《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求实出版社，1988年北京第1版，第162页。
明治天皇弱冠登基，他的侍讲即老师是旧学造诣深厚的元田永孚，所以形成了皇权至上的观念。因而所谓天皇的教育理念不过是教育守旧派教育理念的代表而已。参见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4年沈阳第1版，第5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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