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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育与其他国家制度不同的一点是：只要民族没有消失，从旧制度活过来的人们在思想上总会保留旧式教育的因素，心理上总会怀有对旧制度的某种依恋。学会了的东西、特别是虽得自后天但已经成为生活习惯的那些东西，是永远也忘不掉的。笔者就听说，日本现在许多老人家还能背诵得出他们历史上所有天皇的谥号。所以，国家如要再生，除应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外，如果对旧制度的弊害没有清醒的认识的话，新国家是不会真正诞生的。无论人们心底里是否还留有旧制度的痕迹，批判旧制度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了解旧制度是不可取的，因而不应再使旧制度复活。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对于《教育敕语》的历史弊害作过精辟的论述：
“《教育敕语》不仅作为一切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抑且作为国民精神生活的最高标准，是君主将道德乃至精神生活的原则视为自其祖先以降之传统而予以规定的，用以强制国民服从。在近代国家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即使在基督教支配时的西洋绝对主义条件下亦不曾见。它展示了近代天皇制古代亚细亚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故而明治维新以后好不容易萌芽的学问、思想和信仰自由，旋即遭到摧残。宗教方面是基督教，学问方面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日本的历史学，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在井上清看来，《教育敕语》为害最烈者是对精神自由的抑制，我认为是道出了敕语弊害的核心。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没有创造力和发展动力，没有精神自由的社会也就没有文明，即便文明仍在，也会衰微下去。这就是我们从日本《教育敕语》兴衰史中所能解读到的最有价值的启示。
专制教育限制精神自由，这是很正常的事。二战后日本研究者发现，明治时期教育制度的作用在所有近代专制国家中都是共同的，西方人把它称为“启蒙绝对主义”。在这种国家如近代德国，“……统治者们乃承认，他们的[改革]计划必须首先唤起某些民众的自发情绪和支持改革的活力。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他们将几乎处于孤立状态。在真实情况如此的社会中，要独立承担持久的改革，就是最精明的君王，也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在那些开始了解到自身专制主义的真实界限的那些专制君主中，教育就成为绝对必要的政治工具了。”但是，西方的专制君主也“……不喜欢思想家或自由精神，只要求有受过训练的臣民和顺从的士兵。” 这也是日本明治时代教育制度的目的。
然而，既然《教育敕语》曾经那般辉煌，日本国民素质曾因此得到迅速提高， 国家也藉此迅速走向了现代化，那么，它有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呢？我认为至少这样几点值得注意和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从未有一个国家像日本明治时期那样，把教育问题上升到如此高的地步。这对于普及现代文化知识、提升民族文化水平具有强有力的催化作用。它还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内，国家大力推行强制教育，比大力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更重要：只要有了具备知识武器的人，国家富强将翘足可望。
第二，《教育敕语》发布前日本国内“崇洋媚外”现象很严重，敕语以坚定的自信阐述了日本民族自古以来道德之优秀。不管方式、真实性与政治目的如何，这种自我肯定绝不是自大，它起到提升日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作用。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种动力，它们几乎与“顽强精神”是同义词。如果一个民族缺乏自豪感与自信心，建设国家就会三心二意，其活动对社会的意义会仅限于间接服从于国家和社会。
第三，上面说过，《教育敕语》有“约法”性质，所以，明治时期常用的“上下一体”不只是君主要求臣民与他“一体”，而是君主也要受到约法的约束，与民众成为一体。这种“上下一体”的实效有目共睹，日本在短期内强大了起来。在我国，即使是在共和制条件下，国家领导者对社会提出道德要求时通常也并不把自己包括在内，所以道德说教总缺乏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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