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与日本近代教育的启示

甘超英

【关键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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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则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一片废墟，但就在废墟中仍传出朗朗读书声，因而日本被认为“还有希望”！谈论这则故事是为了证明教育的重要性。日本之所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今天的地位，教育是获得成功的基础。在东亚文化圈中，尊师重教是古来传统。过去在研究日本宪法时，笔者甚至没有注意过《教育敕语》。后来有日本学者对我说，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始于明治维新，特别是明治天皇于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曾影响了几代日本人。有关国家教育制度的法律、法规之重要，在日本其实不亚于宪法本身，往往可以视作日本的“第二宪法”。
　　一　明治前期教育思想的斗争　　1867年日本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第二年江户开城，明治天皇颁布了一个《五条誓文》，明治维新开始。《五条誓文》中的第五项誓条是：“求世界之智识，大振皇基”。 因此，教育是维新政治的一项基本方针，构成了近代日本立国基础之一。
　　《五条誓文》虽然确立重教的基本国策，但在重视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上，明治前期的日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教育观。它们在教育强国的目标上一致，都希望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使日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培养什么样的文明素质这一问题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第一种是正统教育思想或者称为官方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只要臣民成为对天皇和国家盲从的工具，日本自然会强大起来。这种教育思想还可以区分为守旧与欧化两派。第二种是自由教育思想或者称为民间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应改造日本人民的奴性品格，培养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精神，从提升精神自由开始追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1872年日本政府以最高行政长官太政官的名义颁布了一份《学制令》，主旨在于培养“治产昌业”之才，其序文强调建立新型学校和新设学科，普及教育，“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应当指出，《学制令》在执行时遇到了经费、师资、传统等方面的障碍，但最主要的特点是它反映了旧的教育理念，以奴性教育为根本目的。 《学制令》实行到1879年为新的《教育令》取代，其贡献是确立了日本的近代学校体制，而且形成了重教国策，成为与重军并行的日本近代化两大支柱之一。
　　《学制令》实际上反映了明治天皇的教育理念。 自1876年起到1885年，明治天皇用近十年的时间巡视日本各地，主要目的是向日本民众表明天皇“亲政”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各种学校了解实行新学校、新学科后的教育状况。1880年，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以根据天皇巡视中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天皇名义颁布了一个《教学圣旨》，其内容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在小学生中进行传统的“德育”训练，在学堂中悬挂古来的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培养小学生对仁义忠孝产生“自脑髓而发的感觉”；二是批评当时的教学有“高尚的空谈”倾向，在课堂上高谈自由、民主、宪政，对于日后将务农、经商、做官的学生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反而会使一些人自夸学识，轻侮官长；三是多教致用之学，使受教育者长大以后可以谋生、利国。 从守旧派教育思想看，它与中国“洋务运动”中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观念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日本维新者认真地用西学，而中国统治者则三心二意地用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