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宪法在美国是社会契约，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
宪法修改的规定出自
宪法本身了。因为现今一份比较完备的民事或经济合同都会有若干条款，规定订约各方对合同内容有补充、争议或变更时如何按照法律规定修改合同的程序。
宪法这个重要合同当然也要包含其修改程序。
不过，尽管美国清教徒很熟悉教约，但把教约运用到社会关系领域时的理论基础却取自卢梭。在卢梭笔下，社会契约是个人为保障其自由和财产加入的，因而是不可修改的。用他的话说，“就连最微小的一点修改也会使它们变成空洞无效”；如果发生契约被修改的情况，每个人就重新获得了原有的“天然自由”。
卢梭的这一理论主要是证明人民有推翻封建统治的正当权利。作为一个受天主教（不承认个人有互订教约权）熏陶的学者，他根本没有考虑会发生人们之间实际订立契约的情况。
然而，美国的制宪者基本上是清教徒，以契约形式确立宗教权利义务、建立公共权力机构，却是他们十分清楚且时时实践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新教理论就包含有合法政府必须通过教约建立的主张。把新教理论付诸实践，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制定宪法，对它进行补充、变更自然导致规定修改程序的问题。汉密尔顿还认为，修改程序比制定程序要容易一些。另外，与普通合同有别，由于宪法的契约性，修改程序只能由契约本身规定，宪法之外不存在对修改程序的更高的法律规定。
因此，美国制宪者在宪法第五条中规定：
“国会遇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人数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修正案，或因各州三分之二之州议会的请求，召集宪法会议以提出修正案。在以上两种情形中之任何一种修正案，经各州四分之三之州议会或经各州四分之三之宪法会议批准时，即认为在事实上已成为本宪法的一部分而发生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