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后的税收权利保护问题，通常不在税法学者的视野之内。但强调对税收的物权保护，其实在我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适当打通学科的壁垒。事实上，入库的税款是国家的，同时也是全体人民的，更是“纳税人整体”的。对税款的支配权如何行使，对税款如何使用、收益、处分，事关重大。从理论上说，税收物权既是属于全民的，同时又是对世的，这种对世权是对于个体的人或集团的权利，是阻止滥用税款支配权的权利。
要有效地保护税收物权，不仅需要强化国家的相关职能和权限，而且也需要强调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强调纳税人的知情权等重要权利，对于全面保护税收物权，加强税权监督，真正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国家税收权利的物权保护，恰好又同纳税人的权利在根本上达成了一致。可见，在强化纳税人权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强化国家的税收权利的保护，因而两类权利的保护是并行不悖的。
四、研究税收权利性质的方法
在上述探讨税收的法律性质的过程中，主要探讨的是税收的公法债权性质和物权性质，这些性质体现在税收的不同阶段。但从传统法学的观点来看，有关债权、物权的概念主要是民法等私法上的概念，对于税法这种典型的公法的相关问题，是否可以适用这些概念来解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在此略做探讨
事实上，由于长期的法学分科研究，已经使人们的思考深受部门法观念的禁锢。应当说，部门法的划分，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如同任何事物都不应绝对化一样，对部门法的划分也是如此。其实，即使有关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也都是一种人为的分割；而作为一个法律整体，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共通的法理，即“一般法理”，而这些一般法理，正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在税收权利性质的研究方面，一般法理分析是很重要的方法。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税法与
宪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在此需要着重探讨一下通常容易被忽视的与民法的关系。民法因其发展较早，涉及各类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因而学术研究历史较为悠久，理论也相对较为成熟，并概括和总结出了一些一般法理，从而被一些民法学者称为“万法之基”，“万法之源”。但是，并不是说民法所涉及的一般法理，就只能在其一个部门法上适用，恰恰相反，它提供的一般法理分析工具，可广泛用于其他私法和公法的研究之中。
例如，民法上的一些重要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等，因其具有“普适性”，许多学者已经将其用于公法研究；又如，债权的一般原理，反映了互赖互动的人们进行交往和交换的一般规则，因而也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领域，等等。有鉴于此，作为发展较为晚近的税法学，同样可以向其他法学学科一样，适用民法或传统私法提供的一般法理，同样可以从传统民法中借用相关概念和原则，来研究相关问题，或构筑自己新的理论体系。
其实，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制度上，税法与民法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税法曾被作为公法上的“干预行政法”的典型，但实际上从1918年德国设立独立的帝国财政法院并受理税务诉讼开始，税法即已开始独立于行政法。从历史上看，在一战时期，税法曾被认为是民法的附随法，由于当时一些无道商人“大发国难财的行为”因在民法上无效而未被征税，因而广大纳税人非常不满，从而引发了德国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此类问题，贝克尔（Becker）在1919年起草德国《税收通则》时，引入了著名的“经济观察法”（即实质课税原则）。由于经济观察法、对税收规避行为的否认，以及税收理性化和对税收正义的考虑，都使税法开始有别于民法，因此，税法理论开始独立于民法理论，税法制度与民法制度之间也几经调适，形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统一于宪法秩序之下的关系。上述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与税法的密切关系，也说明民法上的一般法理必然会对税法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