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如无相反协议，房屋承租人可将承租之部分房屋转租他人（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43条）。此类转租权能可视为得到了出租人许可。《日本民法典》第605条规定：“不动产租赁实行登记后，对以后就该不动产取得物权者，亦发生效力。”不动产以登记公示。不动产承租权如经登记，承租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就可对抗包括所有权人在内的不特定人，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权能就和所有权分离，承租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用益物权。登记后的对抗性由法律直接规定，属合同外对抗性。
　　总之，所谓承租权物权化，只能解释为承租权已成为物权，其条件是：承租人可对抗不特定人，自主支配标的物，即以标的物为权利客体；其标志是：承租人享有转租、转让权能。否则承租权仍然是债权，没有物权化。
　　由于动产价值通常低于不动产，法律不在动产上单独设定一个可对抗所有权人的用益物权。非所有权人通过合同对动产的任何占有、使用，都不发生用益物权。
　　在大陆法系中，利用身外之物的财产权通常可分为三级：以对土地的利用为例。第一级，土地所有权。第二级：他物权，包括：1、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使用权，如传统民法中的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我国目前的土地批租权、土地承包权，等等；2、土地抵押权；3、地产典权，同时具有用益和担保性质。第三级，土地承租人的租赁权。第一级是对土地的归属意义上的权利。第二级是对土地的非归属意义上的权利。第一、二级都是相对于不特定人的权利，权利存在于土地上，权利的客体是土地，属于物权。第三级是相对于土地出租人的权利，权利不存在于土地上，权利的客体不是土地，而是权利主体的人身，属于债权。土地所有权、土地上的他物权，以及土地租赁权，都可作用于土地，但作用不同。物权——无论所有权还是他物权，其权能皆由法律直接规定，可对抗任何人。物权人行使对土地的权利，实现的是自己的意志。此类关系属法律上的支配关系。土地租赁权为合同所约定，承租人必须按照土地所有人的意志使用土地，实现的是所有人的意志。此类关系不是支配关系，而是许可使用权关系。土地租赁权是对他人客体的许可使用权，权利人通过支配自己的人身，许可使用他人的土地。
　　可以推论，在上述利用物的关系中，相对应的权利应为：所有权、他物权，以及对作为他人客体之物的许可使用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均以物为客体。对作为他人客体之物的许可使用权的客体不是物，而是权利主体的人身。
　　《中国物权法研究》认为：“从财产权法律上看，财产所有权与对财产的使用权的分离，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即物权关系、物权制度与债权关系、债权制度。我国目前实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集体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使农户获得农地使用权，实现农地所有与使用的分离，属于后一种。联产承包合同，属于债权关系，基于联产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农地使用权，属于债权性质。基于法律上债权与物权性质的不同，发生债权效力比物权弱、债权原则上不能对抗物权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常发生发包方任意撕毁承包合同，严重侵害承包方合法权益的事件，就是与承包合同属于债权关系，农户所取得的使用权属于债权密切相关的。此外，债权属于有期限的权利，致使临近合同到期势必发生农户对土地不愿投入，甚至进行掠夺性经营，以及重新签订合同时引起农村秩序动荡的现象。如果采用物权关系和物权制度，使农地使用权成为一种用益物权，基于物权的效力，不仅可以对抗一般人，并可以对抗所有权人，据此可以消灭任意侵害农户利益的现象。作为用益物权的农地使用权，一旦设定，即不受所有权人的干涉，其内容、期限概依法定，物权法虽不一定将农地使用权规定为无期限的权利（如台湾的永佃权、日本的永小作权），但可以规定一个相当长的期限（例如50年），这样可以保持农村经济秩序长期稳定，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制定中国物权法应将农地使用权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以用益物权关系取代承包合同关系。”（但同书第71-72页又认为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提出了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债权的三点理由：1、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带性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连带于联产承包，不是一个独立的物权。2、从承包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上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3、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条件来看，承包人不能自主转让。作者主张将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名为农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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