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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没有明确区分财产和财产的支配者，不仅表现在法律规定上，而且表现在当时法学家的论述中。罗马执政官、法学家阿尔费努斯·瓦鲁斯曾比较“团体人格”和团体成员的人格，指出：船舶的船员经常更换，有时甚至全部船员都换了，但船舶依旧存在。军团也是如此，其成员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但军团照旧存在。然而，军团是一个团体，即“人的集合体”，有自己的成员，即士兵。而船舶是财产，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成员。船员不是船舶的成员。在一般情况下，船员的集合也不是民事主体。把军团和船舶如此类比，也混淆了财产和财产的支配者的的关系。
法学家的一些解释，也难以确认“物的集合体”究竟是团体还是财产。法学家把社团解释为以自然人的集合为基础（或称中心、前提）成立的民事主体，把财团解释为以财产的集合为基础（或称中心、前提）成立的民事主体。 然而，“基础（或称中心、前提）”派生的事物和“基础（或称中心、前提）”本身是不同的概念。财产的集合只能是财产，不会理解成财产的支配者。但以财产的集合为基础（或称中心、前提）成立的民事主体，即财团法人，究竟是财产，还是财产的支配者，学者的理解就不一样。
财团法人究竟是财产，还是财产的支配者，学术界不仅观点不一，表述的词语也不明确。
如，汉语“团体”一词，只能理解为人的集合，不能理解为财产的集合。《现代汉语词典》对“团体”的解释是：“有共同目的、志趣的人所组成的集体。”因此，“社团”是自然人的团体；而“财团”不是财产的团体，而是财产的集合。但“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法人制度论》一书，这样使用“团体”一词：“法人之成为团体人格，必须要具有团体的形态和特征。团体者，集合体也，任何一个团体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人和财产。首先，团体要由财产构成。……”似乎团体也可表示财产的集合。这样分析并非断章取义。《法人制度论》在介绍罗马法中作为“物的集合体”的民事主体时，有这样的论述：“有些罗马学者主张把待继承的遗产视为‘物的集合体’，即财产构成的团体。他们认为被继承人死后，继承人尚未确定时的遗产，本身就可以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例如遗产是房屋时，既（即）使尚未有新的所有人，房屋仍然可以取得房租或支付房屋修缮费用。因此，遗产在待继承期间的法律地位就是财产构成的团体。这是罗马学者对团体人格更高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较之由一定成员构成的团体，它需更深的法律抽象和分析，……” 可见，《法人制度论》中的团体，既可表示人的集合，也可表示财产的集合。
又如，梅仲协先生在将法人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后，认为：“法人与债篇规定之合伙有别。合伙着重于合伙人之人的关系，而法人则为超个人的团体，……” 这里的“法人”，包括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这样，当有人主张财团法人是某种团体时，就无法判断他所谓的团体究竟是财产，还是财产的支配者。
又如，郑玉波先生认为：法人是“法律赋予权利能力（人格）的一种团体人”。 前文指出，“团体”一词不能指代财产，因此，“团体人”这一概念也不应指代财产。但由于学者们常用“团体”表示财产的集合，因此，作为财团法人的“团体人”，究竟是财产，还是财产的支配者，就难以断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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