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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义务的性质
税法作为公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与民商法等私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因其依据税法确定，因而是公法上的一种金钱债务。[2]作为金钱债务，纳税义务与民商法上的金钱债务有一定的共性；但作为公法上的债务或称“税收债务”，它又与私法上的债务有很大不同。其差异尤其表现在：第一，纳税义务是法定债务，仅能依法律规定来确定，而不能像私法债务那样依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或意思表示来决定；第二，纳税义务的履行只能依强行法之规定，一般不能像私法债务那样依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进行和解；第三，涉及纳税义务的争议，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一般不能通过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来化解。[3]纳税义务的上述性质，对于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处理相关问题很有意义。特别是有利于增强纳税义务的刚性。事实上，依据税法确定的纳税义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当对纳税人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强调纳税义务的法律效力，有利于提高税收执法活动的效率，有利于促进纳税义务的履行。
此外．纳税义务的上述性质，还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有关。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曾经有“权力说”和“债务说”两种理论。其中，“权力说”是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梅耶(OnoMayer)所力倡的，它强调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认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的存在与否，只有经过征税主体的“课税处分”才能确定，从而说明征税机关行政权力的重要性。与“权力说”不同，“债务说”是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AlbertHensel)所倡导的，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公法上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强凋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的成立与否，并不是由征税机关的“课税处分”来决定，而是应依据是否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或称“课税要件”、“税收要件”)来决定。该理论与德国1919年的《税法通则》的精神是一致的。[4]
其实．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很难一概而论。若能区分税收关系的不同阶段和环节，也许有助于深化相关认识。事实上，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非同质，而是可以分为税收体制关系和税收征纳关系。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又可进——步分为税收征纳实体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关系。上述的税收体制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的确具有一定的权力服从性质。因而“权力说”的某些解释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税收征纳实体关系中，又确实更侧重于税收债务的履行；并且，纳税义务是否成立，并非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而是需要依据税法所规定的“课税要素”来具体加以确定，从而使“债务说”又更有解释力。因此，针对税法所调整的复杂社会关系，确有必要作出具体区分，以针对具体阶段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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