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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以此把“社会性”或“社会公益性”作为经济法的根本特征还需深入研究，但这会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参见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参见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林德布洛姆在《政策分析》一文中，用“政策分析”一词来表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
参见陈振明编著：《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第10一12页，第49一50页。
学者们研究的非理性或超理性过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直觉、灵感、创造力、洞察力、信仰、意志、领袖魅力等，并认为这些因素会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产生影响。
例如，伊斯顿就把公共政策看成一个系统，并认为政策应反映周围环境的需要，政策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应注重政策与政策环境的互动，等等。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幼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一433页。
例如，布坎南等人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变成了经济过程、市场过程：投票者变成了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偏好，来进行投票选择；利益团体则仿佛是消费者协会或者工会；执政者则被看成是企业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当然要收取税收作为价格补偿；等等。
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一420页。
上述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参见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一17页。
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其体系中有体制法的存在，而这种体制法的存在，同“二元结构”的基本假设有着直接关联。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胡德(C. Hood)出版了《政府的工具》(1983、1986)一书；而在90年代，皮特斯(B. G. Peters)和尼司潘(F. K. Nispen)则主编了《公共政策工具》(1998)一书。这些著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韦伯曾经指出，法律制定者或者适用者会自觉地遵循某种一般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伦理思想的体系、理性的观念以及清晰的政策。参见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实际上综合体现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而且具体地规定了各类主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参见张守文：《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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