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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给中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打下了特殊的烙印。立足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是最有可能对世界法学和法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域之一，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解决好许多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谈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超越传统法学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发蒙未久，制度传统并不深厚，而理论上却聚讼纷坛。要解决诸多理论争议，抱守传统法学理论，并依此来削足适履，必然与事无补。事实上，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己对传统法学理论有诸多突破，[3]但对现代法缺少了解的人士却难以理解。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现代法学，就必须转变传统法学观念；要实现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超越传统法学理论，在解构中扬弃，并实现有效重构。只有在经济法与传统法之间，客观地厘清制度、理论等方面的脉络，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基础法与高级法的关系（就像不同的建筑风格要协调一样），才能实现整个法学和法律体系的有效重构。
可见，经济法理论的重构需要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也需要扬弃传统，并实现有效超越。对传统的扬抑与取弃、继承和发展，不能仅依主观好恶，而应全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所涉传统，也并非仅是源远流长之中华传承，同时亦应涵盖一切关乎国计民生的制度文明。
第二，要引进新型研究方法。
经济法理论，通常涵盖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等诸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实难驾驭。惟有思虑得法，推陈出新，方能有效重构，实现条分缕析。倘若妙法阙如，范式如旧，则经济法研究水准自难有较大提升。因此，方法论甚为重要。
经济法之兴起，旨在解决现代社会“复杂系统”中的诸多的“复杂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法运行和协调发展。如若研究范式不转，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则经济法研究必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研究经济法，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非自足性，对于经济法研究根本不敷其用；要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从相关学科引进新方法。为此，人们在继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己经开始关注或引入其他学科的有效方法，如经济法的经济分析、社会分析、政策分析、历史分析、语义分析、系统分析、信息分析方法，等等。此外，一些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前沿理论，如交易费用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等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也己深受重视，从而使经济法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学科的交叉渗透，并显示出了特有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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