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基本结论
前述的研讨表明，经济法的责任理论确有其特殊性。在研究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时，首先需要关注不同层面的“责任的客观性”问题。而要证明经济法“责任的客观性”，就必须超越传统的责任理论，从多种不同角度和层面来对法律责任形态做出重新分类，找到各类责任的归责基础及其与主体结构的关联性，并通过对具体责任形态的典型性分析，来说明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特殊性，以及与其他法律责任形态的相关性。这样，才能客观地回答经济法“责任的客观性”问题。
论证经济法“责任的客观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揭示传统部门法理论及其责任理论的局限性，发掘经济法责任为什么被“吞并”到传统责任形式之中的过程，同时也是拓补经济法责任理论的过程。只有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从现时的立法和法的未来发展出发，正视传统部门法理论和传统责任理论的局限性与合理性，有效提炼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态，才有可能进一步建构独特的经济法责任理论。
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展开，离不开一系列“基本矛盾”及由此形成的分析框架。这些矛盾包括传统部门法理论及相关的责任理论的局限性与合理性的矛盾，也包括作为归责基础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矛盾、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补偿性与惩罚性的矛盾、经济性与非经济性的矛盾，等等。上述矛盾及其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对于本文所探讨各个主要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以这些矛盾形成的“二元结构”框架为基础展开具体分析，不仅更符合责任理论上的基本逻辑，也更符合经济法内在的理论完善和现实的制度建设需要，因而对于提高经济法理论的解释力及其现实指导力，对于完善经济法的立法技术，增进其执行效力等，都甚有裨益。
沿着上述多个矛盾所构成的分析线索，不难发现，经济法责任理论在具备法律责任理论的一般共性的同时，也有其突出的个性：而在发掘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特殊性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经济法责任与各类传统法律责任在实质经济内容上的共通性、一致性。因此，既应看到基于部门法划分所形成的各类法律责任的差异，又要看到各个部门法责任在经济内容上的无差别性。这不仅有助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有效构建和经济法责任体系的形成，而且对于整个法律责任理论的完善和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也应当是一种有价值的拓补。
【注释】 经济法学的各类理论，都需要学界的不断拓展与补充，这种“拓补”应当是持续的、累积的。无论是开拓性的发现，还是补充性的推进，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和相关理论的研究都很重要。
经济法理论发展到今天，如何提高“理论的自足性”已经成为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学界已有的各类观点能否形成有机联系的链条，对于经济法理论的深入发展非常紧要。因此，如何依据一定的假设、概念或范畴，构筑经济法理论，包括其中不可或缺的“责任理论”，就显得至关重要。
对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发生的违法行为如何全面追究法律责任，其实是久已存续的问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不仅涉及到对市场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对国家调制行为合法性的审查问题，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制度上做出回应。因此，现实的需求更加紧迫。
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现行的制度规定未必就是合理的，立法不过是基于各种因素或博弈而形成的妥协结果，是一种暂时的“均衡”，因而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对其做出突破：研究者尤其应避免片面地陷入现行制度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德国著名学者鲁道夫?冯?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曾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89页。这对于沉寂的、相对较为成熟的
合同法理论当然很有意义。但在新兴的法学领域，可能存在着与传统法学理论的诸多不同，需要有拓荒者不断地去发现和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学研究可能会有更多的“法学上的发现”，对整个法学应当有更多的贡献。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以及《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版，第122页以下。当然，这个方面的争论和探讨还在持续。
这些称谓大略散见于各类主要的经济法著作、教材中，已有若干学者对其妥适性作出评论。例如，有些学者就反对把“经济法责任”当作“经济责任”，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可参见邱本：《经济法原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以下，等等。
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可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91一195页，等等。
此类看法在许多经济法教材中都有体现，难以一一列举。“非彻底的客观论”在客观上往往容易同一些非经济法学研究者的观点相暗合。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存在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法律责任体系，该体系就是由上述“四大责任”构成的。参见王成栋：《政府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