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前所述，经济法的责任形态，既可能是赔偿性责任(或称补偿性责任)，也可能是惩罚性责任：既可能是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也可能是非经济性责任(或称非财产性责任)：既可能外现于一些实然规定，也可能内潜于一些应然形态。在各类具体的责任形态中，有些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等等，它们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提炼、拣选和归并，并被类型化。
在诸多具体的责任形式中，有些很容易被理解为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变种”。例如，由调制受体承担的经济性责任，就可能被等同于行政法上的“罚款”：同样，由政府承担的经济责任，则可能会被混同为现行的“国家赔偿责任”，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揭示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特殊性，来不断地予以澄清。为此，下面将主要从赔偿性责任与惩罚性责任的区别与联系的角度，通过典型性的分析和类型化的研究，
来分析经济法上的一些具体责任形态的特殊性。
1.赔偿性责任问题
经济法主体可能承担的赔偿性责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赔偿，一类是超额赔偿。国家赔偿的主体是国家，但又与行政法上的国家赔偿不同：超额赔偿的主体是市场主体，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法上的责任都是“角色责任”，各有其特殊性。现对两类赔偿责任的特殊性分别略做说明如下：
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同于狭义的行政赔偿或司法赔偿，而更主要地是“立法赔偿”。因为在严格的“调制法定原则’，的约束之下[26]，调制主体的调控失当，往往与立法上的失误或者立法性决策的失误有关，因而当其给国民造成损害时，就不应当是一般的行政赔偿或司法赔偿，而应当是“立法赔偿”。这与传统的国家赔偿的发生原因、存在领域、制度目标、法律依据、赔偿对象、基本理念等，都是不同的。
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主要是缘于国家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不当，而给调制受体所造成的损害。为了补偿这种损害，从应然的角度说，国家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来给予赔偿。事实上，在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领域的某些措施，就是国家给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的一种补偿(因为各地的人民有权得到大体相同的基本公共物品)。这种积极补偿，是否缘于国家政策或法律对其权益的实质侵害，是否也可视为政府承担的一种隐性责任，或广义上的赔偿责任，很值得研究。当然，能否将其定为责任形式，不仅取决于人们对于法律责任的定义，还与人们对国家责任与责任国家、政府责任与责任政府等方面的认识有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证券、国债等领域，是否会产生国家赔偿的责任，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与上述国家的赔偿性责任相关联，国家还可能承担一种“实际履行”的责任。现代国家或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一般是私人物品所不能替代的，它通常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政府不作为，有时就可能会对调制受体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市场秩序的维持、必要的宏观调控等公共物品的提供，都需要政府实际履行，而不能或不可能完全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方式来代替，也不可能都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全额赔偿)来为自己开脱。因此，普遍、全面的国家赔偿，不仅在某些方面存在技术性的困难，而且更存在合法性的问题。
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责任主要由调制主体来承担，而超额赔偿责任则由调制受体来承担。从总体上看，各类法律制度所涉及到的赔偿责任，主要包括等额赔偿、少额赔偿、超额赔偿三种类型。其中，民事责任中的损害赔偿一般要求等额赔偿，因而具有补偿性：现行的狭义的国家赔偿制度，一般实行少额赔偿(即受偿主体往往不能得到等额或足额补偿)：而在经济法上，无论适用得是否广泛，主要还是强调超额赔偿，包括市场规制法中的双倍赔偿、三倍赔偿制度等[27]。所谓超额，就是强调不仅要像传统责任制度那样关注私人成本的补偿，而且也要对具有整体价值的社会成本进行补偿，于是，同传统的赔偿相比，就看似“超额”补偿。
上述的超额赔偿责任，也有人称之为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 等，是适用范围日益广泛的一项制度[28]。但其称谓上的变化也表明，这种赔偿已经带有一定的惩罚性[29]，因此，它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了赔偿性责任与惩罚性责任的结合，反映了人类在责任运用和责任创新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在研究赔偿性责任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惩罚性责任。
2.惩罚性责任问题
经济法上存在惩罚性责任的原因，也许只有考虑了社会成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前述的成本补偿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回答：在经济法领域，为什么需要确立不同于传统民事责任的责任形式?为什么不仅要有经济性责任，而且还要有社会性责任等非经济性责任?为什么不仅要有补偿性责任，还要有惩罚性责任?等等。
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类来看，在发生私人成本，即仅仅给私人造成损害时，主要依据私法上的赔偿责任制度，就可以使私人成本得到补偿：但是在发生社会成本时，私法上的赔偿责任却不敷其用，因为违法者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给更多的或不特定的主体造成秩序上的损害，且无法通过一般的个别补偿办法来弥补，因此，就必须在要求违法者尽量补偿私人成本的同时，再对其予以惩戒和处罚，使其承担“惩罚性责任”。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市场规制法中要规定多种形式、多种性质的法律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