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传统民法中毕竟存在上述人格限制的内容，因此传统民法不完全是权利本位，而是不完全权利本位。如果说从传统法律到近现代法律是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那么，从传统民法到近现代民法是从不完全权利本位到完全权利本位。
　　把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从契约到制度”，是值得商榷的。契约本身就是制度，就是法律规定。古今中外没有不受法律规定的契约。《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为之。”学界公认，这条规定创立了契约自由原则。然而，根据这条规定，契约并非绝对自由。首先，契约必须依法成立。其次，即使依法成立的契约，如存在法律规定的原因亦可取消。再次，即使依法成立并且未被依法取消的契约，也必须以善意为之。因此，所谓的契约自由，从来就是相对自由，不是绝对自由。
　　20世纪以来，法律加强了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但目的不是否定契约自由制度，而是使当事人双方的人格在事实上处于平等地位。这正是契约自由制度的本来宗旨。契约自由制度是自然人民事人格的主要体现，契约资格属民事人格，否定契约自由制度就是否定人格。人类还远没有走出契约时代。梅因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涵盖了法律的全部历史，从法律的产生直至法律的消亡。
　　有学者认为：“现在看来，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别。而作为近代民法理念的社会正义，只是形式正义……而在20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作为近代民法前提条件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不存在。导致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换言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迫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正视当事人间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追求实现实质正义。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学说和判例创立了各种新的理论和判例规则。例如情事变更原则，近代民法思想坚持形式正义的观念，只须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契约，法律的任务就是确保契约的实现，至于合意基于何种情事、何种前提，内容是否公平，均非所问。契约成立后无论出现何种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均不影响契约的效力，法律坚持要求当事人严格履行契约义务。此即契约必须严守的原则。而二次大战后各国法院都面临大量情事变更的案件，如战前订立的契约战后来履行，约定的金额在战前是一笔巨大的财产，而战后履行时因货币严重贬值实际上已经变得一钱不值，如果严格按照契约履行将对当事人一方显失公平。于是，法院创立情事变更原则，强行干预、变更契约内容，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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