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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追根溯源的话，它起源于笛卡尔关于实体即无需凭借任何事物而只凭借自己就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一理念，这是个人主义得以发展的哲学根据。而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而是内在的、本质的，每一个体与他人、环境、文化、历史、未来之间的关系都是其自身身份的本质性、构成性的东西。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人在世界中应该拥有温馨家园的感觉，而不应把自己视为漂泊在荒原的异乡人。 所以应恢复对过去的敬意，关注人类未来，关注他人、自然，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一个和谐的、有机的、整体性的新世界。泰勒亦持此论，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真正危险的东西并不是托克维尔所恐惧的正在形成的专制控制，而是分裂——那就是，“人民越来越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分裂发生在人们越来越以个人利益至上主义方式看待自己之时……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有必要与其同胞公民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结合起来”， “以至人们越来越感到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无法抵抗庞大的国家”。 美国社会出现的司法复审和对政治利益的热衷与鼓吹的增长，与“围绕能够付诸实现的有意义的计划而形成民主多数” 的式微状况相对应，深刻地体现了一个民主社会分裂的危险趋向，它如果持续发展，那么政治上出现一个新的、形式特别现代的专制主义将是不可避免的，托克维尔的恐惧将可悲地变成现实。
“抵抗的政治就是民主意志形成的政治”， 泰勒认为，投身于我们时代的文化斗争的严肃尝试，要求提倡一种民主武装的政治。重构技术的政治尝试，从根本上涉及到抵抗和逆转分裂。为此，泰勒呼吁，必须对抗分裂，共同战斗，因为只有“成功的共同行动能够带来一种武装感，并且也能够强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关联”。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真实性文化低级浅薄的形式中解脱出来，挽救法治的危机。如果我们只是出于对现代性与科学主义带来的限制与冰冷之感的不满而解构现代性，就同时解构了法治；如果仅仅坚持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价值、理念与秩序，我们仍不能保全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秩序，因为现代性滋生的自我中心的自恋主义、工具主义性和“巨大监护权力”的专制控制必定会摧毁法治。有效的方案只能是建立在解构之上的重构，革除法治与技术社会衍生的副产品与负效应，重构法治的理念基础，回归真实性，法治才能走向新生。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言：“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新体系”， 它致力于引导人们建设一个超越现代性局限和灾难的新的现代世界，而“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的确，我们应该象德沃金曾经致力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那样，守护理性、守护价值，将“我们所来自的过去和未来计划”紧密地联结为一体，重构我们的理想和秩序，重构一个充满活力的、积极而真实的民主生活，其意义必定是非同寻常的。
六、尾声：走出自我，走向真实
也许，一种远离真实性、充分自我的生活是浪漫而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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