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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构的真相
在论证了真实性的两个条件之后，作者指出，自恋主义文化是这样一个观点的弥散：“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重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 。作者指出，我们应该将这个文化看作是部分地反映了一种伦理志向，看作是真实性理想，但这个理想本身并不认可这种自我中心的自恋主义的真实性文化。而在现实中，人们对自恋主义文化往往持两种歪曲的看法：要么认为真实性理想只是一个很低的理想，即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么认为自恋主义文化仅仅是自我放纵和利己主义的表达，根本不受任何理想的驱动。而实际上，自恋主义实践的是一个没有完全被理解的理想，这个理想如果得到适当的理解，实践的结果将会根本不同。自恋主义实践的是一种正在堕落的理想，而非真实性理想的本来面目，它使人们倾向于以他人为工具的个人原子主义，而不顾来自历史、传统、社会、自然、上帝的要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它们培养了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论。
泰勒指出，只所以会形成对真实性文化的变质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两个因素：其一是社会环境因素，这些行为模式正在一个工业—技术—官僚统治的社会中被实践着，工具主义理性的支配性目的就是自我实现；其二是源自真实性理想内部的因素。这促成了两种不同的但有复杂交叉关系的滑落：第一种滑落是滑向自我实现理想的自我中心模式；第二种滑落是源自尼采、海德格尔、波德莱尔，而今在后现代主义作家中盛行的滑向虚无主义的“高雅”文化运动，它倾向于对所有重要意义视野的否定，它“解构”真实性理想和自我概念，但这种将一切“价值”视为被创造、被构建而企图解构之的尼采式的批判进一步被提高和加强了，并蒙上了一层“某种具有更深的哲学辩护意味的光泽” 。然而，同第一种滑落一样，第二种滑落同样出自与真实性理想相同的源泉。对艺术史的考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原创的做人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自己之所是，通过重新阐述，通过解构早已固定成型的文化与制度模式、惯例，而从道德要求中心中转移出来，真实性文化完成了与道德的脱离和对立，它不再被视为道德理想的手段，而认为自身具有内在的美感和价值（它有许多变种，它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之一）。
泰勒指出，当今流行的那些“后现代”的变种，试图降低重要意义视野的合法性。德里达、福柯等领导的解构主义潮流，正是一种变质的真实性的表现形式：它忘记一整套对真实性的要求，而惟一地关注另一套要求。
如果我们以下列公式表达真实性的整体内涵：
真实性（A）包涵：（1）创造、构造、发现；（2）原创性；（3）反对社会规则。真实性（B）要求：（1）对重要有意义视野的开发；（2）对话中的自我定义。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条件的组合。真实性不但要求（A），即对压制我们基本本能和欲望的道德和惯例，主张原创性、构造、自我发现和自我定义；而且要求（B），即重视视野与对话，关注道德和社会关系。而如果简单地强调一个要求而忽视另一个，就会走向对真实性的解构。解构的本质，即是强调（A）中的（1）创造、构造、发现；即我们的表达语言的创造性，而完全忽略（B）（1）对重要意义视野之开发；它紧紧抓住（A）（3）的更极端形式，提倡创造性的非道德主义，同时忽略了（B）（2）通过对话进行的自我定义，忽略连接我们与他人的对话环境。解构主义者只吸纳真实性构成要件中的某些成份，却同时忽略其某些本质的部分，一旦人们从趋（A）避（B）这个方向进发，那么价值将会被理解为人为创造的， 这就意味着它可以被解构和重写，而且这种解构的过程会带给人一种自由和权力感。其实，解构者自身已然供出了解构的目的。如德里达就认为，西方传统的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理性被认为是至上的和万能的价值存在。他认为，“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一个特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此即解构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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